中共中央特科是一个充满着神秘传奇色彩的组织。中央特科和一般党内组织不同，他们有着铁一般严格的纪律，特科成员是被要求具有“忠实、公正、服从、英勇、耐劳、努力、敏捷、热血、沉着、冷静、不骄、不淫、尽责任、不贪财、不饮酒、健康”等特性的党内优秀分子，因为他们负责执行比一般更为重要、更为机密的工作。他们以自身的铁盾，构成保护党中央的铁壁，同时也是党有效打击敌人的利剑。1934年，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空前高涨，在上海租界的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重大破坏，中央特科也因一次成功的锄奸行动而遭受到重大破坏。可是有关此段历史，更为详细的资料仍不为人所知。似乎随着历史的变迁渐次湮没，成为人们淡忘的记忆。岁月荏苒，沧海横流，为了知往鉴来，更清晰地回顾这段历史，笔者借助钩稽出的部分资料，介绍在上海租界的中央特科遭受重大破坏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以回顾共产党人所走过的这段艰难竭蹶的风雨历程，来看看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工作的艰辛和革命的曲折。
一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在上海的革命力量镇压力度加大，密探频繁活动，四处搜索共产党人革命群众所在。上海的党组织和革命工农群众一次次遭到了严重摧残，反动当局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暴露无遗，革命群众陷于腥风血雨之中。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也陷入无法立足的困境。不得已于1933 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迁到江西瑞金。但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 即中共上海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领导上海等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中共上海中央局也称为白区中央局，常委李竹声、康生、盛忠亮、王云程、罗登贤，书记李竹声，组织部长杨天生（黄文容），宣传部长盛忠亮，职工部长黄文杰，妇女部长杜祥，保卫部部长邝惠安。保卫部在其他资料中也被称作为特务部即中央特科。
1934年3月，和上海中央局有着直接关系的江苏省委连续遭到破坏。3月1日，上午9点，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根据国民党政府公安局的密报，在静安寺路附近，将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工作的李默农、汪铁民两人逮捕。李默农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被捕时持中国互济会发行的红色宣传单。汪铁民为李的部下，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委员。他俩被捕后随即被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3月13日判决引渡给国民党当局。李默农是廖承志同志的姐夫，他在狱中虽然遭到残酷逼供，却宁死不肯招供。
3月2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再次基于国民党上海公安局的密报，紧急行动，突袭了昌平路677号，逮捕了杨一林、刘贵乡、张子云、赵林、刘张氏、刘吕氏（刘贵乡妻子）等，并抄获大量中、英、俄文共产党运动资料。
被捕的杨一林就是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张子云则是原满洲省委书记，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李实！
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在审问逮捕的共产党员后，将他们起诉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法院审判后在3月6日将杨一林、刘贵乡、张子云等3人引渡给上海公安局。那个被捕的时任江苏省委书记赵林竟然被释放了！原来这个江苏省委书记赵林是个可以自由出入上海公安局的内探，就是依据他的密告，逮捕了杨一林等人。经上海公安局的要求，租界工部局警方决定不拘禁而释放了他。
二
3月中旬，中共上海中央局决定，组建以赵立人（别名赵跃珊、郑玉龙、黑大汉）为代理书记的中共江苏临时省委。可是此时党内却是鱼目混珠，一个重要共产党人被捕后的叛变，又使在上海的共产党组织遭受一次严重破坏。
6月中旬，上海公安局在中国街阜民路茂兴坊将英美烟草罢工委员会总指挥、中共重要干部周先成（化名老曹）逮捕。而后此人随即转向，声明与共产党绝缘，并吐出所知的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秘密机关所在地和党的相关秘密事项。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及法租界工部局警察在国民党反动派提供的情报和要求下，立即配置了大批警力突击搜查，开始了大举破坏上海共产党组织行动。
6月26日晚上6时许，工部局警察在康脑脱路料廖州路角，逮捕李文碧（女）、中华总工会负责人张文清、江苏省委书记郑玉龙。
当天夜里8点，公共租界警察在莱斯考斯路38号住居，逮捕中央委员余淇全、利月英（女）、王陈氏（女）。是夜10点，监视此处的警察将来到此处的中央委员林子明逮捕。11点，又逮捕前来此处的中央联络员吴炳生。
同夜晚9点半，在清海路善庆里33号，逮捕李周氏（女）。10点15分，在此处监视的警察又逮捕来此处的张金标。9点40分，在武定路槐荫里74号，租界警察再逮捕上海工会联合会委员长刘志刚。
公共租界的逮捕活动持续到翌日清晨，27日凌晨1点半，在康脑脱路长康里12号，逮捕李锦峰、陈在葛、王根生。
同时，在法租界也发生了同样的逮捕破坏行动。法租界工部局警察在古拔路63弄14号逮捕方玉英（方秀英，女）。在西爱咸斯路甘世东路口慎成里75号，逮捕王秀英（女）、方文彬、宋桂清。
逮捕的共产党人基本上使用化名，其实张文清就是全总白区执行局党团书记袁孟超，而余淇全则是中共在上海最高领导人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林子明就是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关向应的夫人秦曼云也在这次逮捕事件中化名被捕。
公共租界警察将14个被捕者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法租界警察将被捕4人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两院审理结果，除王陈氏、李周氏二人为女佣人而被释放外，其余16人都为中共重要党员，全部引渡给国民党方面。7月14日夜，引渡的被捕共产党人由夜行列车被秘密押送到南京。这次逮捕活动使上海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不久，被捕的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郑玉龙及吴炳生、袁孟超、秦曼云等人叛变脱党，并参加特务组织，给党组织带来巨大损失。
为何国民党反动派屡屡得手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呢？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所谓的“细胞”战术，就是国民党中统上海区特务大力发展所谓的“细胞”，也就是叛徒。当时，国民党特务一旦在基层发现中共嫌疑对象，便将其逮捕并派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对其进行威逼利诱。一些中共党员有职业、有家庭，胆小怕事，所以这样的威逼利诱对于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来说会有作用，他们一般不会向中共组织汇报，怕被怀疑，被断绝组织关系。所以一些人在经过数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接着又被放回中共组织，成为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中共内部的“癌细胞”。前文记载的江苏省委书记赵林（孔二）就是国民党特务驯化的“癌细胞”，被放回中共江苏省组织里去，让他破坏党的组织。这些叛徒，蒙骗中共组织，刺探情报，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比如变节分子刘瞻瑜叛变后被中共江苏省委委任为巡视员和宣传部干部。刘上任后，向省委推荐了一批假干部，省委在《江苏省委对各区的管理和干部的履历》的文件中，还称这些人是“优秀的共产党干部”、“宝贵财富”。事后查明，这些人都是自首变节分子，是隐藏在党内的毒瘤。
另外，“中统”特务们在上海异常猖獗，诡计多端，其中一部分特务和反共分子读点马列主义和进步的书籍，在群众中伪装积极，表示进步，并且和叛徒一同建立党基层组织，炮制了所谓的“中共某某区委”。叛徒以“中共某某区委书记”身份进行活动，混杂在党内专事破坏党组织的活动。他们表演十分逼真,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甚至一度骗得中共江苏省委的信任,领取省委下拨的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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