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选择了认可和继承中俄（苏）旧的边界条约
1949年末，为与苏联缔结新约、确立同盟关系，毛泽东出访苏联。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火车站时，毛泽东曾发表公开演说，再次明确提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如此表态，虽然不是专门针对中苏边界问题，但其实已经为中苏边界问题如何处理定下了一个基调。
稍后，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统一方针：1、暂时维持现状，对旧政府同外国签订的各种边界条约或协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2、积极做好解决边界问题的准备。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中共中央又指示：“我国和外国的边界，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应该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而“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是：一个国家在国体改变和新政府成立之后，对于旧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政治的或其他性质的条约可以继承或不继承，但是对于划定两国边界的条约必须继承。如果需要进行调整，也必须在承认已经签订的旧条约之后，通过同对方政府协商，加以调整。至于边界的历史资料如何利用，中共中央也有指示：一般的历史资料只能做参考，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这三个朝代的有些边界谈判的资料，可以作为法理根据；要承认历史事实，不能割断历史，但要看到历史的发展，要根据今天的情况和国家的政策来看待历史。这些指示虽然是针对中缅边界问题的，但对与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的处理，同样有指导意义。
虽然在1950年代中国政府并没有公开宣布承认中苏（俄）之间的不平等边界条约，但依照上述指示，沙俄时代依靠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已经不在预期的边界谈判内容之内了。这种对旧条约的继承，同样也体现在对待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上，外蒙古的独立1945年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协议达成的结果，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新政府对国民政府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议，在经过审查之后，可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也可以废除或修改、重订；在外蒙古独立这个问题上，新政府选择了承认，在当年的10月16日，即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唯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泽东曾问赫鲁晓夫：“听说你们有意让蒙古回归中国，我们是欢迎的，那就请你们给蒙古同志谈谈。”但立刻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否认：“没有，没有此事。我们没有和蒙古谈过。”此后，整个50年代，中方再未提过外蒙古回归问题。
对存在争议的领土采取回避、宽容的策略
如前所述，中苏边界上实际上是存在大量的争议地区的，而且这些争议地区基本上都是苏联违背条约侵占所致。但在整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从未向苏联表示过中苏之间存在领土争端，也从未对中苏边界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过异议。当然，这种不表示，不提出，并不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不了解这些争议地区的存在，只不过在当时，维持中苏同盟的稳固，是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关系到新政权的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新政权需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对抗美国；更需要借助苏联的援助完成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的工业化。
所以，整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在处理具体的边界冲突问题时，一直采取回避、宽容的策略。如1950年代初，苏联应中方请求，将全套标有边界线的现代大比例尺地形图交给中国政府，这套苏联地图就是“苏图线”的由来，地图上许多地方的苏中边界线，都偏离条约线画到了中国境内。但中方当时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意见，而中国国内出版的地图集，则继续按照中俄历史边界条约来划定边界线，很明显，当局采取的是回避策略；直到1950年代末期，中国才通过低级别渠道向苏方表示：苏图线与条约线存在严重冲突，按苏图线，苏方侵占了诸多中国领土。但同时中方又向苏方表示“宽容”：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可以按照苏联地图上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标明边界线。
再如，在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大量属于中国的岛屿被苏联边防军占领，中国居民前往捕鱼打柴经常遭遇阻扰。1954年瑷珲县曾向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提意见，请求外交部与苏方联系，将现由苏方管理、原属中方的大小百余岛屿归还中国。1955年3月，黑龙江省外事处曾向外交部正式反映这些情况。对此，外交部指示说：可暂不处理，向居民进行教育。
中苏双方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中苏边界问题给解释“没了”
中方回避、宽容的同时，苏联方面也乐于呼应这样一种回避策略，正如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参赞在1957年11月向中国外交部通报的那样，苏联的立场是：“在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事实本身，在当时可能会被敌对集团利用，作为在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的证据。”苏联方面同样不愿意与中方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其结果，就是造就了一条奇特的边境线：既没有具体的边界线，中方在绝大部分的边境上也基本不设防。如黑龙江省边境各县，除城区驻有二三十名公安部队，配合当地公安局维持社会秩序外，整个国境线没有任何边防力量。而按中苏边界第一次谈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曾涌泉的话说，在中苏边界线上，长期以来一直只有为数不超过200的边防警卫人员。
这样一种状况，当然也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友谊有关，正所谓中苏友好，兄弟情深。另一种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正如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所说：“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边界纠纷，对共产党人来说边界是一个历史范畴，到共产主义社会，边界问题将会完全取消，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苏联政府当然从来没有按照赫鲁晓夫所说的这样去做，但赫氏的这番说辞，其实恰恰是当年意识形态干扰中苏边界问题的写照。中方边境省区当年的宣传资料里，也有类似的内容，譬如有些资料向民众灌输这样的理念：中国之所以还要保留与苏联的边境线，主要是为了不给帝国主义者造成借口，使其造谣污蔑中国已经丧失了主权领土完整，进而乘机挑起侵略性的世界战争。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国境线才不能取消，边防力量才不能削弱。
结果导致青年人对苏俄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一无所知
如此宣传的结果，是边境地区的居民的边界意识非常淡漠。更有甚者，某些特殊边境地区的居名甚至淡漠了国家意识。如伊犁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因为与苏联境内相应的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和文化关系，加之中国政府在边界宣传上“淡化国境线”，更多地强调中苏联合反帝，以至于：直到1960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2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孜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产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这种对祖国观念混乱、淡薄的状况，致使当地政府不得不专门开展爱祖国和做中国人光荣的思想教育。
中苏边界问题，包括沙俄的侵略史，对内地民众而言也成了一件陌生的事情。1949年出生的史学工作者刘惠恕有这样一段回忆：“约1967年上半年，作者在读邓之诚编的《中华二千年史》时，突然读到了《中俄瑗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的内容，从中得知沙俄曾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l00万平方公里土地。出自少年时代的爱国激情，我把发现告诉当时上海市南模中学的几个学生，激起了大家的共愤。由一位叫过永鲁的高中毕业生执笔写了一篇《苏修必须还我山河――彻底砸烂瑷珲条约》的论文（约1.2万字），交我携带扒货车赴北京，请示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能否公开揭露此事，接待人员回答是：‘要请示，隔两天来听回音。’两天后我接到的回音是：‘此事可以写一写。’但当我回到上海时，却得知有人向公安局反映：‘有人试图挑起国际争端。’公安局工作人员为此曾找过永鲁等人谈话，了解情况。结果此事不了了之，揭露沙俄侵华史的写作活动也未能再搞下去。”――18岁的青年，发现《中俄瑗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犹如发现新大陆一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想要把它告诉所有人，此中不难看出内地民众对这段历史的陌生，而当局对该信息的种种控制，同样可以看出这段历史在当日并不被允许成为民众的常识。
六十年代：为政治目的翻历史旧账，而不解决实际问题
1964年的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本来有机会达成一个在现行国际法下对中方最为有利的边界条约。但因为最高领袖执着于利用领土问题来为意识形态斗争服务，最终谈判流产，中苏双方均得不偿失，冷战格局也因之改变。
1962年之前，周恩来要求只谈有争议地区，不算“历史旧账”
中国政府着手准备中苏边界问题，开始于1958年。这年四月，外交部向各边境省区发出通知，提出今后要逐步解决与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要求各地有关部门配合中央的行动。7月份，国务院边界委员会成立，下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小组。社会主义工作组负责解决中蒙、中苏、中越、中朝边界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组负责解决中缅、中印、中阿和中克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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