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新疆终于形成势均力敌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开始是辩论,后来是拳头,再后来是棍棒,石块,再再后来就是机枪、小炮。武器越打越好,战况越打越大,死人越来越多,直闹到中央不发专门布告不能制止武斗的地步。
本文摘自《文史月刊》2004年第07期,作者:祁文举,原题:我在中印边境前线经历的“文革”
解放新疆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王震任兵团司令兼政委,一兵团的老底子是南泥湾大生产的模范——三五九旅。新疆解放后成立了新 疆军区,军区司令兼政委仍由王震担任。不久,王震调国家农垦部任部长,兵团副政委王恩茂升任军区第一政委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带领边疆 各族军民,艰苦奋斗,发展生产。到1965年,新疆这块占全国六分之一的国土、拥有13个民族,原本十分荒凉落后的偏远之地,已呈现一派军民团结,民族和 睦、粮棉充足、社会稳定、百业俱兴、欣欣向荣的景象。1962年,因为中苏中印边防斗争的需要,空军第九军进驻新疆。“文革”开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 疆各族人民,各军兵种保王恩茂的占据优势,打王恩茂的新疆红二司力量弱小。后来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要报道各省、市、 自治区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如何如何,其中总有新疆红二司。另外,空军司令吴法宪也 多次给空九军打招呼,要空九军转而支持红二司说什么:广播和报纸代表了中央的声音。中央都表态了,你们还不转向,如果还不支持红二司,那就是对毛主席无产 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空九军的广大官兵在内部压力、外部舆论的影响下,经过一段痛苦的感情折磨,终于“旗帜鲜明”地转为支持红二司。
这里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文革”前,新疆从江苏和上海来了不少支边青年,他们不知道应该参加哪一派群众组织,于是就写信问远在江苏、上海的父母,父母回信说,哪一派有解放军支持就参加哪一派。我的天哪,两派都有解放军支持,一边是空军,一边是陆军,这可怎么办?
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新疆终于形成势均力敌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开始是辩论,后来是拳头,再后来是棍棒,石块,再再后来就是机枪、小炮。武器越打越好,战况越打越大,死人越来越多,直闹到中央不发专门布告不能制止武斗的地步。
那时“派”很厉害,不管什么人,均以派划线,同一派的,亲如一家;非同一派的,视若寇仇,甚至一家都分成几派。由于派性在起作用,有的一家人竟无法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
部队建设当然为此蒙受了巨大损失。群众组织遇到本派的部队,亲得不得了,他们拉着你的手,激动得能掉泪,口号声更是震天动地:“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向英雄的××××部队学习”,“向英雄的××××部队致敬”。要是遇到另
一派的部队,他们就会斜着眼睛看你,往你身上吐口水,骂你是刘少奇的兵,蒋介石的兵,搞得不好还会挨打。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可以给部队实行“五断”,即断水、断电、断粮、断煤、断交通。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本是一个整体,肩负着领土完整、保境安民的重任,但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各军兵种支左各支一派,部队间隔阂深重,这都是林彪、“四人帮”作祟的结果。
但在中印边界前线的部队却是一番景象。从昆仑山营区到山下,汽车要走几天,沿途有许多陆军兵站。有一次,我们下山执行任务,明显感到越往山下走,军 兵种之间的“派味”就越浓。相反,越往山上去,也就愈接近边防线,军兵种之间那种互相支援、互相爱护,亲密无间,共卫国门的正常气氛也越浓。那年,我们连 成立了一个八人演唱小组,排练了十多个节目。节目排出后,除在自己连里演出外,连首长还决定到边防哨卡慰问陆军老大哥。在哨卡,我们受到陆军老大哥极其热 情友好的接待,他们给我们介绍对面的敌情,领我们参观哨位。哨位上有一架巨型望远镜安装在三角架上,通过它可以看到敌纵深数十公里外的目标,哨兵站岗的地 方筑有钢筋水泥掩体,据介绍那都是他们乘夜色突击抢修的,因为白天搞时,印军老打枪干扰,弄不成。在哨卡,陆军老大哥不畏艰苦,以卡为家的精神深深教育着 我们。大家彼此都明确表示:山下怎么搞我们不管它,在边防一线只有一派,那就是中国派,我们决不给敌人以可乘之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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