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父亲的踪迹
承载白崇禧一生毁誉的战争史部分――北伐、抗战，以及白崇禧对此间国共矛盾、蒋桂矛盾、战略分歧的看法、观点和作为，主要依靠对白崇禧历史资料的整理，这包括1987年在广西图书馆发现的一批白崇禧1930年代在广西期间的演讲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文献资料、白崇禧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如黄旭初等人的回忆录）、台湾“国史馆”文献、白崇禧与同僚及友人的书信、1949年以前的大陆报刊等。
“中研院”的黄嘉谟先生将白宗禧在北伐时期的所有电报、演讲词集成的《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也是白先勇追寻白崇禧早期活动的资料来源。1987年的广西之行收益甚多，白先勇在桂林图书馆找到一些绝版的书籍，收集了很多白崇禧在广西用“三自三寓”治省的文献资料。1930年代，白崇禧意识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他的很多演讲词都涉及“整军以待”，他说“全省皆兵”存在的理由就是要抗日了。白先勇认为，白崇禧不仅是位军人，他更是有政治理想的人。
在这些故去时代的黄褐色纸张中，白先勇发现，白崇禧在不同的时代，有时“身影高大”，有时则“影踪全无”。
国民党方面的“中央抗战史”厚达700多页，提到抗战中的第一场大捷“台儿庄大战”只有三四页，而且，没有提到李宗仁、白崇禧的名字。一部民族的抗战史，由于蒋桂之隙，两个不可少的名字竟是缺位。
大陆拍的电影《血战台儿庄》白先勇也看过，“这次李宗仁出现了，却把白崇禧拍成了副官，跑前跑后。不是的，他也是主帅”，白先勇说，“这一仗是李、白二人打的，战前布署都是李、白二人一起做的，但是在《李宗仁口述历史》中，他只讲他自己去了。”
历史虽然在后世的记载中被改变，但在“当是时”，总能留下真切的身影。台儿庄的捷报传开，全国振奋，武汉十多万人的祝捷大游行中，开路大卡车上载着李、白二人的巨照。
这一年，被侵华日军定为必须消灭的“头号罪犯”白崇禧44岁。
白先勇根据他所掌据的资料证明，1938年初，白崇禧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上，就已经提出了“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思想，为的是拖长日军供给线，削弱敌军优势，以取得最终胜利。这一战略思想在2月7日已出现在蒋介石的武昌演讲中。而这些，都是在过去的传记中被湮没的。
好在近年的一些历史学者，已经开始重视这段历史，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的论著中就写到，“以上种种（指白、蒋等提到的相关持久战战略内容），都发生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之前，证明不论是白崇禧，或是蒋介石，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时，都不可能受到《论持久战》一文影响，程思远的有关回忆是错误的。”（《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故纸上的父亲
在各地搜集白崇禧各个时期报刊资料的时候，白先勇从香港《良友》传媒集团的董事长王胤手中得到了一些当年《良友》画报上的时事影像。其中1938年5月号第137期是台儿庄大捷专辑。画报封面，就是白崇禧戎装照。
《良友》画报是民国时期最为时尚、以倡导生活方式为号召的杂志，它的封面人物通常是用胡蝶这样的当红明星，也有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军政学商各界风云人物。以当时铅印排版术的出版周期看，3月大捷，5月出刊做图文报道，已经算是很快的了。这期《良友》画报中，还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前夕，引起了白先勇的格外注意。照片中，蒋介石居中，白崇禧在左，李宗仁在右，李坚定、蒋自信、白从容。这是最好的证明了。
1939年11月，《良友》画报在报道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写道：“白崇禧将军为湘北大战之最高统帅，此次诱敌深入、迂回侧击的巨策，即为白将军于九月间主持之军事会议席上之决定。”
八年抗战，“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制定过国民党军队各阶段对日作战计划，参与指挥和决策“八一三”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之役等著名战役。抗战胜利后，他曾被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发美国“嘉猷勋章”、美国陆军当局颁发美国“自由勋章”、英国政府“巴士武士勋章”、法国政府“荣誉勋章”。
“向历史有个交代”
在少年白先勇的记忆中，父亲有过多匹良驹，白崇禧的马术留下过一些影像记录，白先勇曾找到白崇禧骑在良驹“回头望月”上疾速奔跑的照片。
赴台以后，白崇禧的坐骑变成了一辆老得不能再老的道奇汽车，白崇禧坐在上面颠得摇摇晃晃地到“总统府”去上班。后来连司机陈义方都觉得没面子。
到台湾一定是这样的待遇，这在撤台之前，白崇禧心里就清楚的。但他要“向历史有个交代”。
1949年12月30日，败兵之将白崇禧从海南岛起飞到台湾。此时，他从广西带出来的嫡系，已在经历抗战和内战后，不剩一兵一卒，桂系整个都瓦解了。
自18岁参加辛亥革命至北伐时打到山海关，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他的命运一直与“民国”连在一起，直到最后被林彪赶出海南岛，虽然有人劝他另辟他途，他还是选择了去往台湾。
这一选择就是他对历史的交待：他反对蒋介石，也反对毛泽东；他没有留在大陆，去台湾也不是选择蒋介石，他到台湾，选择的是他忠于的“民国”。
白先勇经历了白崇禧赴台后备受冷遇的岁月，并将这一时期称为白崇禧的“逆境”。
在台湾的17年里，走到哪里身后都有情治人员如影随形，白崇禧曾愤慨地密函蒋介石诘问原由。随后他也就平静地对待这些了，看戏的时候，会给盯梢的特务们买上四张票。
白崇禧晚年时，白先勇已到美国上学。在寻访白崇禧晚年时光时，白先勇听到父亲的老部下说，白崇禧一直按时参加国民党的组织生活，开党小组会（阎锡山退隐后是什么都不做了，这样的会阎锡山是不参加的）。但白崇禧还是定期和住在周边的下级军官们过组织生活。无论多么平淡和常规的例行学习，他也从不缺席。白崇禧认为拿一天薪俸就得负一天责，他始终有组织和纪律性。
“父亲就是这样一位悲剧英雄，后来他在台湾没落了，他的起、他的落，我都看到了”，白先勇认为白崇禧晚年命运即便成了悲剧，也并未怀忧丧志，还是在为信仰坚持。
白先勇还记得，1954年陈诚竞选“副总统”时，找白崇禧为他拉过票。国内战争时期，陈诚是参谋总长，白崇禧是国防部长，被陈架空过，两人也有政见上的不同。陈、白二人在1946年裁军问题上的矛盾蛮尖锐的，到台后，陈很受重用，来请白崇禧帮自己拉票。当选“副总统”后，他又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一天，陈诚来到他们家中，向白崇禧问策，自己该以何为重。白崇禧告诉他，副总统将来是要“接大位”的，应该“养体养望”。所以不应该接“行政院院长”，因为“行政院院长”是向立法院负责的，太操劳又要受立法院的指责，而这将会使他的声望受损。在白先勇看来，陈、白交往，是那一辈人的风范和胸襟。
白崇禧的家族，源于一位叫伯笃鲁丁的阿拉伯始祖，他还是位元朝进士。1937年，白崇禧以回教领袖的身份，倡导“十万回民十万兵”，召集穆斯林青年入伍抵御外侮。1948年4月，李宗仁欲跟孙科竞选副总统，白崇禧力劝无效后，投入了为李宗仁助选的工作，这一次回教代表的票都投给了李宗仁，李宗仁胜出。
1960年4月13日，在白崇禧的力促下，一座清真寺在台北新生南路落成。这是白崇禧晚年的精神归宿。
白崇禧归于信仰的宁静了吗？白先勇整理出白崇禧1965年7月写给黄旭初的一封信，此时白崇禧听说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提笔写给香港的黄旭初写了一封长信，从该信通篇分析时局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来看，这应是他长期思考的问题。他以这样的笔触结尾：“弟待罪台湾，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国军何时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白先勇没有回避这种真实。
是年，白崇禧72岁，距他离世，只有一年半不到的时光。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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