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种说法，都是“借岛说”，还有一种“移交说”。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1992年出版的《我国与邻国边界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资料选编》记载：“北部湾划界涉及一个重要因素，即在海域中央的一个岛屿，原属于我国，称为浮水洲或夜莺岛，1957年我移交给越南，越改称为白龙尾岛。”
总而言之，无论是“借岛”还是“移交”，在当时乃至日后都没有公开。而是采取了一种“秘密移交方式”。根据高健军著的《中国与国际海洋法》一书称，“白龙尾岛……在历史上曾属中国领土，1957年3月通过‘秘密移交方式’将该岛移交越南”。所以，当年具体的协议条款有些什么内容，迄今是谜。
至于为什么要把中国的夜莺岛“借”给越南，成为“白龙尾岛”，又为何要采取“秘密移交方式”，一种可供参考的解释是：一方面，中国作为亚洲共产主运动领袖，必须支持胡志明的越共与美国支持下的南越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并不希望直接卷入战争，成为“参战国”，进而直接与美军对峙。于是，作为援助越共的关键中间站――现有资料显示，中国确实在夜莺岛上帮助越南建造了雷达站，大量的援越物资，也正是通过该岛输送给了越共――“夜莺岛”就被“秘密移交”给了北越。
负责具体“移交”工作的老将军回忆：“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送岛”决议的具体过程――决策究竟是谁作出的、出于何种考虑、签订了什么协议，笔者尚未找到相关资料。但具体的“移交”过程，则有当事人的一段宝贵口述回忆。马白山将军是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浮水洲岛与越南代表履行了“移交”手续。据老将军讲述：
“1950年海南解放，1955年解放军解放了浮水洲岛。解放军驻此岛上，岛上有工事。部队一个连队驻守岛上，也管理老百姓。1955年实行军衔制，我授衔为少将，任海南军分区副司令员。……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移交仪式在岛上举行，文件都准备好，履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它。” （《海角寻古今》，P42，马大正，新疆人民出版社）
虽然只是执行命令，但对于“送岛”这事，据该书作者称，马老将军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沉重地说，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夜莺岛”成为“白龙尾岛”归入越南后，中国利益损失严重
1957年的秘密协议之后，白龙尾岛成为越南领土，岛上的中国居民成为“越南华侨”，后续的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李德潮在《白龙尾正名》一文结尾谈到：“越南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在大肆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同时，在北部湾，它依托白龙尾岛，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主权要求，抓扣我渔民，破坏我数十万渔民的生计。”
学者葛剑雄说得更为清晰：“对北部湾的渔业纠纷，我国的态度似乎不软不硬，越南人还在那里巡逻，我们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白龙尾岛离海南岛远，离越南近,本来我们跟它划界，可以划在白龙尾岛和越南大陆之间。但现在这个岛是它的，界线要划在白龙尾岛与海南岛之间，北部湾历史上传统的中国的渔场就要归越南，数十万渔民都将失业;谈判划界时双方是有默契的，传统的渔场如何划分，应该另外通过淡判来解决，但现在越南方面就要按新的海界来控制这些渔场了。”（《葛剑雄演讲录》，P217，山西古籍出版社 ）
结语
白龙尾岛事件只是上世纪中国“革命外交”理念下诸多领土让步事件的一小例而已。1960年的《中缅边界协定》，1962年的《中朝边界协定》，1963年的《中巴边界协定》，都是“革命外交”理念下的产物。当“世界革命”已成梦幻泡影，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的正常外交理念重新回归，这些条约的个中得失，已然相当清晰。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特殊的历史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领土主权问题事关全体国民利益，国民理应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权，如白尾龙岛这般“秘密移交”，决不应该再出现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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