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杰弗里・贝德
【访谈嘉宾】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2009年1月至2011年4月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此前担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首位主任。最新著作《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
【访谈动机】
自奥巴马政府明确宣布把外交政策重心由中东向东亚转移以来，中国国内有关美国“重返亚太”意图和影响的分析评论可谓“汗牛充栋”。而作为曾负责奥巴马政府亚洲事务的重要官员之一，杰弗里・贝德无疑是剖析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内幕的合适人选。
“在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时，我的负责区域从日本东北部往南直到缅甸，再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其中，对中国政策是我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作为总统的政策建议的重要依靠，贝德先生曾数十次受到奥巴马总统的召见，讨论美中关系的主要方面。
今年3月份，已经卸任的贝德出版新书《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讲述奥巴马政府将外交政策重心调整到亚太地区的过程与考量。贝德近日就这一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我不喜欢‘转向’这个词”
《国际先驱导报》：您的新书讲述了奥巴马政府将外交政策向亚太转向的过程，能简要讲讲这个过程吗？
杰弗里・贝德：包括不少政府官员在内的一些人用“转向（pivot）”这个词来形容这一过程，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词。因为美国政府所做的是在更重要、更长期的事务上集中更多资源与关注。美国政府已经从伊拉克撤军、2014年将从阿富汗撤军，亚太地区已成为美国最重要、最长期的利益所在地，尤其是考虑到经济复苏与增长的需求，亚太地区必须得到更多关注。
总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在这件事上从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他们并没有将其称为“转向”。但在2011年11月总统访问亚太地区时，很多人突然开始用“转向”这个词。我不喜欢这个词，一个原因是它听起来像我们在结束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之后会在亚太地区寻找新的战争。而实际上，在将战略重心向亚太调整的过程中，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会出现大的增长，只不过是当美国在其他地区削减军事开支之时，与亚太地区有关的军事预算不会削减。
Q：那能不能用重新平衡（rebalancing）来形容这种调整？
A：这是一个更好的说法，也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伦经常使用的说法。“转向”这个词还有其他的问题，那就是它意味着我们将离开中东地区，实际上我们不打算离开中东，那里还有很大的问题，包括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阿拉伯变局等。所以这不是离开一个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重新确定哪些事务得到优先的问题。
“无法绕过中国讨论亚太政策”
Q：可不可以说中国崛起与美国向亚太地区重新平衡资源与关注之间有因果关系？
A：我认为没有，但实际情况并不是简单的没有就能概括。首先，这种调整反映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体利益；其次，在亚太，你根本无法绕过中国以及中国的中心地位。所以在讨论亚太政策时，如果假装中国不存在或假装中国不是这一政策重要部分的话，这种讨论根本就没有意义。
我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方认为应在安全与经济方面利用这一机会，建设一个更具合作性的关系。我们作出这一判断的立足点是整个地区的利益，这同时也符合中国的利益。这就是这一关系的积极面。
与此同时，地区内一些国家也存在焦虑情绪，比如说印度、越南、日本，朝鲜半岛上也存在类似情绪。我们认为，美国在地区内的存在可以缓解这种焦虑，让地区内的国家对中国崛起不那么紧张，因为美中形成了一种制衡。奥巴马政府并不怎么使用制衡这个表述，但就现实情况来说，日本与印度并不愿意看到中国在亚太的权力真空中一家独大。这实际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避免了地区内出现军备竞赛。如果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存在没有信心，日本、印度和越南等国都可能以比当前更强势的方式发展各自国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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