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问
1980年第74号文件下发之后，张泽石开始实施他的誓言：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
1988 年，张泽石第一次将志愿军战俘在美军战俘营中的经历写出来，原定书名为《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好心的编辑劝他将“战俘营”改为“集中营”。编辑觉得“战俘”两个字，不够凛然正气，甚至是耻辱。张泽石同意了编辑的改动，并道出原委：“原来的战俘营'P.W.Camp'，我之所以同意改为集中营，有趋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思，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法西斯德国的罪行，我当时把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等同于法西斯德国的罪恶，所以觉得改成集中营更好”。
从张泽石后来出版的书中，无论是书名，还是内文，都能看到“集中营”已改回“战俘营”。“战俘”这个纠结的词，是美军战俘营内五次战役中被俘人员的群体身份。而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是不是法西斯德国？这个问题困扰张泽石很多年后，也得以解决。
事实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从动笔到问世先后长达8年，艰难的不是回忆、调查和撰写，而是如何突破志愿军战俘这一敏感话题。
《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在社会上被一再盗版的那几年中，张泽石接着撰写了《一位志愿军归国战俘的遭遇》，并将两本手稿集合成30万字的《战俘手记》。在北京作协1993年“北京作家手稿推荐展览”会上，被哈尔滨个体书商老鞠出资13000元买断。老鞠花了800元把书送审，“审定稿”中被删了近三分之一。得到的结论却是不得出版！老鞠出门时撂下一句话：“老子就是坐牢也要把书印出来！”不料背后的审稿员忙喊住老鞠说：“你真能把这本书印出来，可别忘了送我一本！”
老鞠后来真的一字未改地正式出版并印了3万册，在那年的南京书展上被抢光了。
积压了三十多年的巨创深痛，从敏感话题变成了受欢迎的公共历史读物，张泽石此后的书写不断地增加亲历者的回忆与原始资料的对照。他对人和事件的定性也随着美国、中国台湾各地解密史料的公布而发生改变。
2011 年再版《我的朝鲜战争》，张泽石写在前言中的追问回响于历史的天空：朝鲜战争难以忘却，还因为那场战争有那么多疑问一直困惑着我：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战俘营内中国人之间的那场残酷血腥争斗为什么会发生？为何在战争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俘营里，人性与兽性的分化能够被推向极致？
找寻自我诘问的答案，张泽石用了三十多年时间。
忠诚与背叛
1993 年的一天，北京玉泉路附近一家饭店挤满了1954年与张泽石一同归国的战友。听说当年从战俘营赴台的180师难友梁铭芳山西探亲后，经北京转机要回台北，张泽石就在战友罗杰超开的饭店里，约了十几位战俘营中的同胞，请梁铭芳吃了一顿饭。席间，大家只谈思念、乡情和各自的家庭，有意地避开了“选择”这一难堪的话题。餐后，张泽石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一书送给梁铭芳。
这本书打开了梁铭芳心中几十年的枷锁，1年后，张泽石随妻子到台湾看望曾是国民党飞行员的妻兄，到梁铭芳的别墅小院做客，梁铭芳告诉他，自己把《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拿给在台的好几位难友看了，大家都挺感激你的，“就为了你在书里没把我们说成是叛徒!”
张泽石在这本书中没有把战俘营中的所有人都叫作叛徒，这与他归国时的观念不同。在写这本书时，他已确定将李大安等战场投敌，以及在牢中参与迫害亲共战俘的人与受胁迫赴台的战俘分开了。前者叫叛徒，后者叫变节者。
战俘营中的思维是，所有去台者都是叛徒、懦夫、软骨头，这是不同政见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到了1980年写《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时，张泽石自己已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中各种政治运动，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被当成了“叛徒”。因为这段人生遭遇，他认为自己在精神上与去台难友已经没有差别。他在80年代最初创作时，将“叛徒”与“变节者”分开来用，限于“程度的不同、主动和被动的不同”--当打手的是叛徒，被刺字裹挟赴台的是变节者。
梁铭芳在台北家中，向张泽石讲述了自己在战俘营里，反共势力强行在他身上刺“反共抗俄”等字，加上一些国民党势力的威胁，身上带着“杀朱拔毛”，回大陆就是送死。同在台湾的其他难友，也讲述了他们在战俘营中被P.G们拉进警备队强行在他们手臂涂上墨汁，用绑成一撮的针尖往臂上刺字的相似遭遇。
亲国民党势力在战俘营中的宣传和恐吓，导致一些战俘对中共的战俘政策产生恐惧，而谭兴东这样的志愿军干部，在叛变之后的行为，更加深了战俘对遣返大陆后恐慌。
谭兴东是1941年参军的老干部，1950年8月晋升为副营级，这年9月他的富农父母被处决，谭兴东遂擅自离职，后又被拉回部队押着过江，降为副排长（常成《从学生到军人，从敌人到战友：志愿军战俘复杂的战前经历》）。带兵投敌的谭兴东关在战俘营72联队里，经常给战俘们“讲课”，讲“中共是怎么对待俘虏的”、讲“今天你骂我是叛徒，将来回去，你也就是叛徒”，动摇了很多想回国人员的意志。在后来的回忆中，很多人说“不怕挨打，就怕听谭兴东的课。”在后来去台的14334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原国民党军人，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属于原共产党部队的军人。
在台北见到梁铭芳以后，张泽石又四次赴台探亲，每次都要寻找、采访志愿军难友。2010年，正在创作《孤岛--一万四千赴台志愿军战俘的今昔》一书的张泽石已80高龄，这年初夏，他带着高延赛、荣挺进、常成到山西等地区采访几位已经回乡定居多年的去台难友。
有了对去台难友深入全面的了解，使张泽石在1977年代表归国难友申诉之后，再次要求有关部门，对14300多名去台志愿军战俘问题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做出实事求是的定性分析和历史结论。
心愿
为“战俘事业”已经奔走了35年，张泽石还有几项呼吁至今没有得到落实，“正式追认战俘营中的地下党组织为中共党组织”“追认所有在战俘营对敌斗争中牺牲的被俘人员为烈士”，“为战俘立法”等。张泽石说“这些都是我们多年的心愿，一直没有完成。”
张泽石不知道这些“战俘事业”何时能完成，无论结果怎样，他还在奔走。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这个奇冷的冬天，张泽石已带着崔永元的“口述历史采访组”，跑了辽宁、河南、山西，抢救性地录制了30多位志愿军战俘的口述。
春节后，这位83岁的老人又将第三次踏上给难友们做口述采访的征程，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我的难友在世的只有十分之一了，而且他们经历了太多磨难，我不去，他们不会开口”。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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