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台湾后，父亲曾告诉我一件关于当年建军备战的事情。他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就同德国方面秘密地签订了一个协定，用我们的矿产、农作物，包含棉花、桐油、钨矿、锑矿，换取德国制造的武器，也就是最新的武器。”父亲的构想是在民国二十八年以前，完成以德国最新装备助我编训八十个师的目标。他先命桂永清将军编成一个教导总队，下面成立两个师。由德国派遣顾问，从军校第八期开始，一面训练干部，一面编练部队。预备从两个教导师，扩编为四个师。同时完成建立各兵科学校以及各勤务学校，直到陆军大学。再由四个师逐渐完成四十个师，然后扩增为八十个师，以及必要之海、空军与各级各种直属之战斗支援与勤务支援部队。
要建立新军，必须要有新的干部，所以必须先成立一个健全的干部教育体制。父亲邀请许多德国顾问到中国来，成立了许多军官学校、各兵科学校，以及最高阶层的陆军大学，其目的在先训练干部，有了干部以后再训练部队。所以有一批顾问是在部队里面，有一批顾问是在学校里面。父亲原先聘请的总教官是赫赫有名的坦能堡会战名将鲁敦道夫，但是因为他在德国太有名望了，德国政府不许可他来，于是就换了另外一位也是很有名的塞克特，后来又因为希特勒有事情把他叫回德国，于是又换了一位在德国亦有名望的法根豪森，我们称他为鹰屋将军。从军事顾问之完整，可以看出父亲建军的决心及整体感，所有各兵科学校都是完整的，不论是战斗兵科、支援兵科(包含战斗支援及勤务支援)，甚至连军需学校、辎重学校都有。炮兵、通信兵、工兵都属于战斗支援，而工兵、通信兵不仅是战斗支援，同时也是勤务支援，工兵有野战工兵、建筑工兵、铁路工兵、架桥工兵，相当完整。那时候德国顾问多得连军乐学校都有，除了大乐队之外，德军的每一个团都有一个笛鼓队，平时除了吹奏乐器之外，也要受卫勤训练，以便在作战时担任救护的工作，我们也接受了这种整体的体制。到现在为止，所使用的军乐大部分都是当时德国顾问在军乐学校教练的，也是在德国很有名的一位作曲家所谱的曲，例如从戎乐、行军乐、阅兵进行曲等。不过，我们的国民教育素质不高，整个的民间工业也不够，所以建军非常辛苦。
刚开始的两个师及四个师都编入教导总队，总队长为桂永清，到了四个师变成四十个师时，部队就普遍编入了国军。父亲始终保持部队要具备机动与火力的观念，他的建军思想也是朝着这条路线走，但是因为国力不继，所以一直无法全面发展。后来好不容易争取来德方的设备，可是，美国却从中作梗，在我们编成四十个师时横加拦阻，杯葛德国的装备，使我们的建军计划迟缓，甚至于停顿。因为有这个前车之鉴，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只要一听到国防预算受到杯葛，就感到非常痛心。
当时父亲决心训练八十个师(按：根据档案是六十个师)，并决定在民国二十九年主动反攻东北，收复东北失土，并提出归还台湾的要求。接下来就是要收复中国的北疆，也就是在满清政府手里丢掉的那些土地，面积相当于三十三个台湾。这些事情也说明父亲很早就有收复国土的全面性计划，不论是对日、对俄，都有一个长远的整体建军备战的看法，但是在国力尚未培养起来之前不能轻举妄动，只能百般忍耐，渡过难关，不能演变成国际战争，给予日本侵略中国的机会。
民国十七年北伐军路经山东济南，当年五月三日济南发生惨案，日本人不但杀老百姓，还杀害我国的外交官。老百姓一波又一波地向革命军请求救援，后方政府和军方最高当局、政方最高当局及党方最高当局都决定要北伐军救济南老百姓，因为北伐军有四句口号“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既然是爱国家、爱百姓，如今就在自己的面前，为什么不去救百姓呢?唯独只有父亲说：“日本人从山东半岛登陆，其目的就是为了要阻止我们的北伐大业，进而阻止中国统一，如果我们现在去救济南的老百姓，而与日本的军队发生冲突，甚至演变成国际战争，就是掉入日本的陷阱中。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完成北伐，以免功亏一篑，日本的问题则循外交途径解决。”那时候他已经决心要对付日本，他也体会到日本早晚会大举侵略中国，所以便以日本为假想敌，积极建军备战。
2、建设大后方
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记载上说前四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并归功于父亲亲自指导。第五次江西剿共是发展所谓碉堡政策，部队打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做成碉堡，并且把碉堡交给地方政府，部队继续作战，农民住在碉堡里面，晚上睡觉，白天耕地;同时政府成立五省农民银行，让农民贷款买农具，以复兴农村来巩固地方，以地方自卫来接替野战部队的收获。记载上显示此种做法是成功的。但是既然第五次围剿是成功的，又怎么会被毛泽东领着大军突围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亲几分，甚至于我认为这是个失败，国军保卫不成，反而造成中共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了台湾后，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他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中共军队堵住再加以围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中共走多远，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他很灰心地讲了以上这些话之后，反而恍然大悟。我跟他说：“你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
所以，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这一点从前大家都没有体会到。我常说当时不体会可以原谅，后人不体会则不能原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体情况，假如不从整体来看，也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为何放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战略，懂得战略的人更能体会历史，不看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战略，因为战略是全程的。
以当时的状况而言，我们能够做到这件事，实在是不容易。至于功与过，当时当地的作战是一回事，而整体的战略指导又是一回事。父亲亲自赶到云贵川，是因为当地军阀主动地反映共产党部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父亲到达后对他们非常的恭敬与尊重，并对刘湘、龙云等军阀说：“国军马上就到，而且我们不想在你们这里打，因为不论胜负，对地方来说总是骚扰，我们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而且父亲还告诉他们一句话：“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这些话都是军阀听得进去的。后来父亲在西康盖了一百幢房子，预备在云贵川受到战斗波及时，以西康作为大后方，这就是抗战到底的决心。
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但是作战部队真是艰苦万分，而且在松潘当地要与大自然作战，真是非常辛苦。眼看国军克服万难，包围延安，到了最后决战时却发生了西安事变。
对于西北的马家部队，我们也是以友善诚恳的态度，跟他们打成一片。父亲派哥哥跟我一起去看马步青(马麟之子);我们也到青海看马步芳(马麒之子)。我跟哥哥一起去看马步芳(青海省主席)时，他的儿子马继援已经当中将军长了，我那时是上尉，马继援不肯出来见我们，马步芳说：“你是个军长就要像个军长的样子，你已经是中将了，你还怕什么?”马继援说：“人家年纪比我大，还只是个上尉，我因为是你的儿子，你给我当军长我才能当军长。”那年他好像才二十五岁。后来马步芳叫他出来，他还是出来了，我们后来也成为朋友。我就跟他讲：“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你。”马继援也很谦虚，他说：“你需要我时，我愿意随时给你当参谋，我愿意到你这里来服务。”我们相处得不错，到台湾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
河西走廊有哈萨克人作乱时，哥哥和我带了二十多辆的卡车列队，为他们送衣料、布匹、生活用品，还用一半的车子装满了一缸一缸的酒去慰劳他们。我们经过兰州时，甘肃省党主席(战区司令长官)朱少良要我们带两个营一起去，哥哥说我们是去招安，带两个营不但无济于事，万一出了事打起来更是没有必要，所以就只有我们兄弟两人前往河西走廊，连一个兵都没带。不过朱少良还是命令军队在远远的几十公里以外，看到我们前进了，就慢慢跟上一点，以防我们被裹胁。其实像这些哈萨克人，你只有动之以情，才能说得通，万一搞毛了，他就是冒灭族的危险也会跟你拼。我们抵达河西走廊后，哈萨克人热情地招待我们，那天非常热闹，我能喝，哥哥也能喝。我能唱能舞，就跟他们一起闹了一个通宵。哥哥能讲，他们懂俄文，哥哥就跟他们讲俄语，告诉他们不要抢劫过路的骆驼队、车队以及玉门油矿的人，以后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我们可以陆续送来。那次的经验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打仗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够化敌为友，不动干戈，何乐而不为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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