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日子里,国军渐渐失去斗志,但是当时哪里想到过国民党会垮台?我还依然过着太平日子。1948年春,我的部队驻扎沈阳辽中县茨榆坨村时,经过一位同事介绍,我和三台子的一位女中学生结婚,当时我是少校团副,和营长平级。婚礼办得很风光,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出席了婚宴,还派自己的座驾让我去接新娘。不过,当潘将军看过妻子面相后,他断言我们的婚姻不会白头到老,果然让他言中。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承受巨大压力的妻子,最终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我离异。
结婚后不到两个月,辽沈战役爆发。1948年10月,我在黑山战役中被打散,化装成老百姓,偷偷回到沈阳,投诚是惟一出路了。1948年11月10日,我去沈阳东大营临时收容所报到,被送往抚顺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区队想让我参加解放军,但我执意不肯再调转枪口去打国民党,我留恋新婚家庭,预备回到家当老百姓。抗战八年,又打了三年内战,打灰心了。在抚顺集中营,我看到了兵团司令廖耀湘。中缅印战场上,他是我的直接上级军长。他住在二楼一个单间,靠近楼梯,我上下楼有时能看见他坐在桌后,颜面阴沉,不知道从他手中失去十万官兵,会作何感想?
劳动改造6年,妻离子散
1949年5月,我拿着一纸“安善良民”的证明被遣返沈阳,与妻子团聚。但是落户以后始终找不到工作。我不得不隐瞒历史,混入沈阳新阳公司做打桩工,十几个人拉起上百斤铁锤把木桩打进地面四、五米深;也曾经混入沈阳铁西区东北工学院总务处木工队当学徒工,可一旦清查历史,都逃脱不了被开除的命运。这时我的女儿出生了,为了养家活口,我只得去做临时工,卖苦力。每次拉着上千斤的货爬天桥,我都全身冒汗,口吐鲜血。
1957年春,妻子叫我到北京学习中医,她当时在北京的一家疗养院当护士。我高兴地来到北京,希望借此改变命运。白天在诊所里做收费出纳工作,晚上就跟着北京的一位老中医朱格一学针灸。
不料,1959年除夕,根据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指示,北京“要扫除社会上反动阶级一切残渣余孽,使北京市成为一座清澈透明水晶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因“历史反革命”,外加“无照行医”而被公安局拘留,送进了雍和宫隔壁的收容所。当时到处响着贺岁的鞭炮声,我就在这样热烈又凄凉的气氛里度过了新年。
在收容所,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认罪服教。我曾坦白了我在中缅印战场与日寇血战经历,小队长批评我:“你为什么光说你过五关斩六将,不说你败走麦城呢?”以后我就主动交待:当国民党军官是反动派、反人民的,无照行医是危害社会治安,送劳动教养是罪有应得。
1959年春,我被发配到了北京茶淀清河农场,开始了六年劳教生活。那一年也是全国大饥荒的开始。熬不过饥饿的人一个个躺倒了,医务所设有一个太平间,凡是垂死的饥饿病人都从临时病房转移到太平间,再死定后拉出掩埋。有多少人死去不知道,但太平间每天总有两三个垂死病人停放,第二天就不见了。
我的身体底子好,白天还能走动,但夜晚便昏昏沉沉像是失去知觉。幸亏农场医务所一位出诊大夫经常从大车队带回饿死的牛马骨头,我们把骨头砸碎熬骨髓汤喝,终于熬到了1961年春节。
劳动教养期间,最大的打击便是和妻子离异。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社会对她的压力我能理解,妻子生性好强,由于有一个“反革命军人”的丈夫,她在工作中处处碰壁,遭人白眼,心灵受到摧残。1949年,遭逢命运大变之时,她尚不满20岁。饱受刺激的妻子后来得了精神病,不到60岁便离开人世。而我则从38岁离婚后,再未结婚。
1965年,劳改结束,我用两条腿走遍了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包括香港,不亚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又被遣返回山东老家时,我已离家三十年整。亲人都不认我,都要跟我划清界限。连我的老母亲,直到去世都拒绝认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儿子。日本投降后,我原想能够有机会好好孝敬母亲,结果却孝母不能,这是人生大恸。1965年秋,我下到西王庄公社,开始时还不错,做赤脚医生、民办教师,每月大队还补助两块钱。“文革”后,我整天下地劳动,掏大粪、养猪、种棉花、修堤坝。
1980年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直到1980年,我才完全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并凭着远征军时的英语底子,到西王庄乡中学当了一名英语教师。而待到1988年,我才得以和亲生女儿相见。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我们通信都要通过亲戚转交,以免连累她。女儿12岁时,还独自到茶淀农场看我,我要上工,迫不得已把她反锁在牛棚里。1965年遣返回老家前,我还以“叔叔”的名义看望她。我们终于见面的那个暑假,女儿感慨,说海峡两岸隔绝了20多年,而我们父女同在大陆也相隔了20多年。
1992年,我70多岁的时候,从山东枣庄西王庄中学退休。我今年已经92岁了,我觉得我这一生无愧于自己,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亲戚朋友,无愧于任何人。一个人问心无愧,他就能活得长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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