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犊：事实证明，中国军队有着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在淞沪会战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后，在短时间内又迅速组织起南京保卫战全力抵抗日军，期间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却的！
面对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虐行为，滞留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几十万市民，基本上都采取了“走”与“躲”的策略
主持人：南京城陷后，侵华日军从进入城市的第一刻起，就开始了长达六周甚至更长时间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普通市民的大规模屠杀、抢掠、纵火及对妇女的大规模的奸淫，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南京！南京！》中的片段也反映了南京沦陷后普通民众惶恐、无助的心态。那么，南京城沦陷前后普通民众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邢烨：南京沦陷前夕，留在城内的市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总体来说，他们是茫然、无组织和缺乏准备的，没有想到会面临空前的大灾难：一方面他们希望中国军队能够保卫城池，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军队即将放火烧城等一些不切实的流言而惶恐不安。对于大敌压境，他们感到绝望而无可奈何，甚至有人幻想着“接受日军”可能会保住身家性命，结束战时的紧张和空袭的危险。更有一些市民怀着对战争麻木的情绪，认为战争与他们无关，他们甚或不愿与中国军队配合，认为只要自己没进行什么反日的活动，日军就不会对他们施暴。
南京沦陷后，面对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虐行为，滞留城内放下武器的9万多中国军人及几十万市民，大多表现出了大祸来临时的无助、恐慌和不知所措，他们基本上都采取了“走”与“躲”的策略，士兵们丢掉武器换上便装，进入难民区躲藏或混入难民流中，准备向北向西出城；而普通市民则躲在家中关紧大门，祈祷能躲避灾祸的降临，几乎没有人想到要主动地去抵抗日军的侵入。
当日本军队进入街道巷里之后，他们不问情况，见人就杀，挨家逐户破门而入“搜查军人”，对手无寸铁并未反抗的居民，大都射杀砍刺，并伴随着奸淫妇女，抢劫财产。当他们的暴虐行为很快传遍全城之时，南京居民更加恐慌，或奔逃、藏身于暗室、床底桌下。当然，在这当中，也有一些家庭、居民的分散反抗。往往发生的情况是，当日本军队在冲砸家门时，善良的南京市民还出来开门，他们的动机是很原始与和平的，认为只要向日本人说清楚家里没有外人，日军便不会危害自己。但是，野蛮而凶恶的日军进门后，除杀害开门者外，还要逐屋搜查，他们见青年壮丁就杀，见妇女就奸淫，不论是白发老妇还是未成年女孩，都逃不过其魔爪。因语言不通，双方无法沟通，日军往往最后杀光所有被发现的居民，抢了财物再烧房而去。在日军最先占领的城南地区受害最重，民居基本被烧光，大火数日不息。日军施暴之时，有一些市民面对家人被杀被奸的惨景，奋起反抗，与日军搏斗，但基本上都是惨遭暴行及杀害。仅有个别人能侥幸死里逃生，如李秀英的反抗例子等。然而，这也只是个别的现象，往往也只是针对单个日兵，没有有组织性的活动，一旦事成后就立即各自逃散。
沦陷前后南京市民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他们在南京遭遇疯狂暴行后的无助。基本上来看，当时作为弱势群体的南京市民，他们没有对入侵者的暴行进行普遍有规模的主动反抗，也没有成立任何自我保护或救助的相关机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事实上，南京普通民众的心态情况与中外历史上发生的多次战争暴行中被害方民众的表现相类似，更何况日军行为空前残暴，令人无法正常思考及其应变。
中国最高军事指挥层对于南京保卫战战略目标定位模糊，是南京军民在城陷之后陷入混乱状态、失去有组织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主持人：从上述可以看出，南京沦陷后民众陷入了一种毫无组织的混乱状态之中。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
马振犊：国民政府当局战前因淞沪战败所陷入的混乱状态，最高指挥层对于南京保卫战战略目标定位模糊，直接导致了南京军民对于战争认识的模糊，这是南京军民在城陷之后陷入毫无组织混乱状态的根本原因。我军从淞沪战场撤退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从蒋介石开始，陷入了“南京城要不要守”的战略争论之中。出于外交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未能公开表明自己的作战意图，而且不能正视现实，听取正确的建议做好应变善后工作，只是在宏观原则上做出了“要守”、“准撤”的命令，对于一些细节问题都没有考虑。在蒋介石个人坚持要守城的主张之下，时任训练总监闲职的唐生智自告奋勇出任南京卫戍司令，他的初衷也不完全是为了南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了借机要回军权重掌部队。因此，他对守城之战缺乏细致周密的计划。
孙宅巍：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在撤退中犯下了极大的错误，没能把8万多中国军队有组织地撤退出去。在南京保卫战之前，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基本没有考虑。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自断后路，派出督战队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十分愚蠢地烧毁了渡江船只。
邢烨：这样做，按照唐生智的说法，此为“置于死地而后生”，结果“死地”是形成了，“后生”则是无望。没有客观合理地部署南京保卫战进退的详密计划和周全安排，成为在战局逆转后我守城部队陷入混乱、失去有组织的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马振犊：市政当局组织部署指导有很大缺陷。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成为日军空中打击的目标而卷入战火，市政府也做了不少抗战的组织和动员工作，一方面加强了城市管理，委派保甲长加强基层组织，通过联保具结，实行五户连坐，以防止汉奸间谍；为保证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又于10月1日专门成立了市日用品管理委员会，组织供应物品；城市交通、供电等系统也基本稳定，城市治安良好；除了开展防空和抗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活动。但实际上，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措施是有限的，许多政策没有落到实处，而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宣传活动远远不能覆盖南京当时的大多数人口特别是大批涌入的各地难民。沦陷前夕，南京市府各机关和民间社会团体基本都处于不作为的状态，对普通民众有组织、有计划的转移和沦陷后的市民安排更无所准备。对于一些外国人士建立安全区的建议，当时的南京市长马超俊曾给予了积极回应，提供450名警察，三万担大米，一万袋面粉，若干食盐和一些现金，之后再没有其他措施。最重要的是，政府把城市全部交给军事当局，到沦陷前夕更将南京数十万民众的生命交给十余个外国人，这完全是有关当局不负责任的表现，就等于抛弃了这些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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