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每次到上海都见杜月笙 国民党与青帮的交易

　　蒋夫人对她丈夫涉及鸦片生意是否知情呢?她或许和他一样，颇能小心保持内心的区隔。这种精神上的平衡可以她有关杜月笙的评语作为例证。杜月笙参加孔祥熙府邸的祈祷会之后，于一九三六年受洗为教徒。据说，蒋夫人告诉美国一位主教：“杜月笙已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因为自从他受洗以来，上海的绑票案已显著下降。”

　　蒋夫人于一九三九年发表一系列共十篇文章，统称为《我将再起》。重庆《中央日报》以专刊形式予以刊载。它们之受到重视有两个原因：第一，它们反映美龄对中国历史的观点，以及她认为中国人民哪里出错。第二，委员长夫人所建议的好公民应有的行为，与她自己家人的行为相互对比，两者之间出现极大落差。她在第二篇文章中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洗刷不诚实和贪腐的国耻之记录 只有叛徒 才会把国家用于抗战的经费直接或间接饱入私囊。”她在第七、第八两篇文章又列举中国有七大最要不得的东西，必须从生活中排除掉：“一、自私自利;二、重视面子;三、拉帮结派;四、失败主义;五、不精确;六、缺乏自律;七、推诿卸责。长久以来，它们使得我们无法成为第一流的大国。现在，它们又拖延抗战的胜利。”这些文章收集成册，于一九四年以《我将再起》为书名出版。蒋夫人声称：“中国被日本利用英国的姑息养奸、美国的唯利是图和法国的害怕恐惧所形成的政治绳套所勒杀。”

　　一九三九年，美龄和埃玛?密尔斯保持频繁的通信往来，有时和蔼可亲、友善，有时又十足是个言词谨慎的政客。埃玛曾经敦促美龄到美国访问 她和一些美国友人认为它将有助于中国的大目标 但蒋夫人一直犹豫不决。一月中旬，在奔波巡视各地战场两个月之后，她写信给埃玛：“我有好好考虑过这件事，我觉得我恐怕承受不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压力 我昼夜不停工作，已经没有余力 我怕会因为不能和所有的人见面，反而冒犯了他们，这岂不反而误事? 如果我有体力，我或许可以一试，可是 恐怕第一天我就在精神上承受不住了。”她在下一封信里告诉埃玛，她“很高兴 你告诉我有个朋友的意见，他已经很厌倦听到蒋家夫妇的新闻。你可以告诉他，我也深有同感。海外一再要求有更多的信息，已使我疲于应付。”两年后埃玛表示可以到中国来帮忙，美龄反而劝她别来，因为重庆经常遭空袭、生活条件很差、压力又大，而且没有社交生活。不过，她安排中国政府授予埃玛“杰出服务勋章”。

　　已出任“美国医疗援华事务局”执行副会长的埃玛告诉美龄，中国“在(美国的)日报上几乎根本不存在 永远只是一小段，而且躲在不起眼的地方 我们一直努力募款，但效果都不大。”不过，埃玛本人却引起美国情报机关(当时是战略情报局)的注意。有个人自称奉美国国务院之命来找她，想找到“不必通过中国官方渠道”就可接触蒋夫人的方法。埃玛给美龄的一封信解释说：她“尚未脱离情报工作”。

　　十一月间，美龄再度到前线视察 三千五百公里，用了飞机、汽车、轿子、舢板和小马等“种种运输工具。每天都受到日本轰炸机投弹的威胁。好几次我必须躲到沟渠或洞穴，以免被以扫射公路上的人为乐的日本机枪手看见。”那一个月，她写信给埃玛说：“战争已在欧洲爆发，我们的赈济募款愈来愈难 目前我们还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它或许会妨害到我们弹药的供给，但是我们相信已在规划中的、时机适当的大规模反攻，不会受到妨害。”埃玛对此却有睿智的回答：“毕竟欧洲离我们近得太多，我们许多人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欧洲侨民。”

　　大约此时，日军派飞机轰炸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尤其是溪口的蒋家宅子。有一颗炸弹掉到院子，炸死他的元配夫人毛福梅。蒋经国在母亲坟前竖立的墓碑，刻着“血债血还”四个大字。四年后，负责此一地区的日军司令官为蒋介石的母亲和元配扫墓，并派人送照片给蒋介石父子，但蒋氏父子对此一示好动作不为所动。

　　到了一九三九年，中日战争进入大致僵持不下的局面。日本的百万大军据守他们认为最具战略价值的地点(包括所有的港口和大城市)，中国四百万部队则分布在内陆省份的重要城镇。一般都认为，蒋介石的政府一退到重庆山区，就很少和日本人作战，也不太协助沦陷区中国人 即使敌机空投携带鼠疫细菌的虫子到浙江，后来又试图以炭疽热、鼠疫、伤寒、霍乱等微生物侵扰中国人。农民饿肚子，各省县小官吏则任凭日军割宰，很容易被绑架、甚至动刑，直到他们向日本人招出金钱财货藏在哪里。《北华捷报》报道：“有些地区受害人被捆绑柱上，活活烤到皮肉和骨脱离为止。”可是，抗战进行到这时，委员长最关心的是两大宿敌的动向：一是汪精卫，一是中共。

　　汪精卫从政坛销声匿迹一段时候，仍认为中国打不赢日本。前面提到，他偕妻子、家人前往河内。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汪精卫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七天之后，他拍发电报给蒋介石，力促蒋介石“做出大胆决定，结束徒劳无功的抗战，与日本谈判光荣和平。”《南华早报》称汪、日十二点协议是“中国四千年历史最卑鄙无耻的文件”，它和其他报纸都批判汪精卫是“大卖国贼”、“日本的工具”和“一块烂肉”。同月稍晚，蒋介石派人前往河内暗杀汪精卫，但刺客未得逞。三月某天清晨，国民党一批特务潜入汪精卫住处，开了数十枪，却未能除掉他，只杀死他的秘书。即使有机会让汪精卫重新思考大局、回心转意，暗杀行动既已下手，汪精卫已无退路，只有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主子。一九四年三月，他就任南京傀儡政府元首。据亨利?路思义《财富》杂志的说法，汪精卫的叛逃是“天赐”敌人的大礼。“他是中国革命的耀眼人物 中国政府的一位杰出人物。温文儒雅、英俊潇洒、口才极佳、情感丰富 在中国的地位和能力都无可置疑，中国社会所有的折中因素皆可汇集在他身上。”汪精卫亮出国民党的旧口号，于日本人支持下开府南京，升起国民党党旗 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也一样高举国民党大旗。汪精卫要招募一支部队，遂让被俘的中国士兵选择效命，否则即枪毙。一九四一年九月，距珍珠港事变发生还有三个月，有三万名被俘归诚的中国士兵，乘机杀了日本队职官，又投效委员长的抗日行列。

　　蒋介石另一个心腹大患中共则依然忙着建立革命根据地。西安事变后，中共在重庆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分到两百个席次;这是蒋介石设立的一个战时决策机构。周恩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部长，他重提让中国共产党也可加入国民党的旧主意。虽然蒋介石拒绝了周恩来的提议，但日后发现许多中国共产党员事实上潜伏到国民党内，居于重要职位。其中一人是中央银行重要主管，据柯洛齐说，“得到孔祥熙无保留的信赖”。至少，中共决定暂时要赞美它的新盟友蒋介石;“一大堆左翼作家”从各国蜂拥而至重庆，高唱共产主义的理想。

　　西安事变之后，中共部队并入蒋介石的国军(其实只是改番号，实际指挥权仍在中共手中 译者注)，陕西红军两万名部队编为国军第八路军。同年冬天，政府批准中共组建另一支部队，番号“新四军”，以毛泽东三年前展开长征时留在江西苏区的兵力为主。当日军征服长江流域下游时，蒋介石命令新四军改组，纳入国军。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共军事合作的神话因“皖南事变”而破灭。此时的新四军由共产党员将领项英和非共产党员将领叶挺共同领导，驻防在长江南岸，离上海不远。前几个月，蒋介石的参谋总长命令新四军渡江北上，到日本占领的安徽省之新驻地。虽然领导人抗议，大部分士兵已经渡江，留下一支约两千五百人至五千人的军本部部队[116] 包含指挥官、参谋、一些作战部队、医疗人员、伤兵、老师和学生。但是，国民党当地指挥官要求留下来的这批人也要移防。共军抱怨，若依划定的路线移动，会和日军撞上，因此请周恩来找蒋介石商量。委员长批准变更路线，邀周恩来参加圣诞晚餐，还举杯祝望和平。[117]突然间，共产党总部接获报告，新四军被困在一处峡谷，遭藏身在山上的国军团团包围，开火射击;许多人丧生，叶挺被俘。周恩来赶回来要找蒋介石，已经见不到蒋，但得到担保说，不会有事，国军士兵已奉命不阻扰共军换防。

　　根据张戎和哈利戴的说法，蒋介石否认国军攻击红军，声称是共产党先开火，国军才反击。不论真相如何，重庆山城“谣诼纷飞，盛传国共即将全面内战”。谣言稍微止息，消息传来说新四军本部遭摧毁，军长以下数千人都阵亡。还有报道说，国民党对付共产党，“和日本人一样残酷”。这个说法在多年后经由一位大学教授证实。这位教授不是共产党员。他告诉白修德，他和新四军一起被俘。国民党士兵强奸抓来的女人，全体俘虏被迫急行军七百里至集中营。途中，俘虏要替国军背负行李，国军还殴打俘虏，枪决一些俘虏。最后，只有三百人熬过这趟行军。

　　“皖南事变”，言人人殊，端看论者的政治立场。但是，记者和历史学者皆认为它代表抗日统一战线的终止。国共双方谈判停止，蒋介石切断对共产党军队一切补给供应。白修德一九四一年三月自重庆撰发报道说：“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以前所未有之势扩张 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作战几乎停止下来。”

　　虽然白修德在上述报道之前加注一段警语：他所发出的消息“完全是我获准发出的意见和解读”，但是没想到史诺对“皖南事变”的报道却触发意想不到的结果。史诺晓得，国民党杀害新四军的消息一定过不了重庆新闻检查人员的关卡，设法通过香港发出报道。他的报道引起西方新闻界大哗。史诺说：他的“电文引起华盛顿莫大注意，以致中国交涉新贷款的谈判被中止”，“摩根索先生甚至暗示，若是再启内战，重庆当局就甭想要美国再给财政援助了。”当然，重庆政府矢口否认一切，史诺失去采访权利 对他而言，这已不是第一次。面对其他记者抱怨新闻受到压制，重庆被迫暂时解除对外国记者发稿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