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
从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窗户望出去，白宫和国会山，都不过是几分钟的路程。
在冷战时代担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很多场景就像美剧《24小时》里描述的那样紧张刺激。
布热津斯基曾经用7分钟和一亿五千万人死亡来形容这份工作的压力：我们会在苏联大规模发射核导弹后一分钟内发出核打击预警，大概在第二分钟内就能够得到该次核打击的基本规模以及可能目标的数据，并且精确度相当高。到第三分钟，我多少已经知道何时预估后果，也在此时，总统会收到信息提示。第三到第七分钟，总统会决定如何做出反应。
从一开始就变得非常复杂，如果是全面核打击，那么反应就会相对容易，你需要的只是全面报复，但如果这只是一次有选择的小规模打击，那么就会有多种选择。总统需要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这个过程必须在7分钟内完成。到了第7分钟，执行的命令就必须下达，无论什么决定都需要执行。曾经有过一次小小的恐慌，布热津斯基半夜被叫醒并被告知，战略指挥系统已经启动，最后搞清楚只是一次演练，却被误传为核打击。
到了第28分钟，华盛顿就会被夷为平地，6小时之后，一亿五千万美国和苏联人就会死去。
布热津斯基坦承，他的一生都在为结束冷战而努力，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对付苏联。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的一些做法影响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说，基地组织是由布热津斯基思想的产物。
在担任国家安全助理期间，他建议卡特总统秘密支持喀布尔反苏派，这项援助计划将会诱使苏联出兵。中央情报局开始在阿富汗培养训练游击战士，本・拉登也在其中。
当苏联果然出兵阿富汗后，布热津斯基写信给卡特--苏联终于也陷入了他们的“越战”。这场战争旷日持久，直接导致了苏联的瓦解。
1998年接受法国《新观察家》杂志采访时，当被问起作为资助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始作俑者，是否会因恐怖主主义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生命的损失而感到后悔时，他反问，“是什么在历史上更重要，是塔利班还是苏联垮台？是穆斯林闹事还是解放中欧和结束冷战？”
和基辛格一样，布热津斯基公职生涯结束之后，依然保持了重要影响力。他们来访中国或者中国领导人去美国访问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都要去接见他们，了解他们对世界格局的见解。当布热津斯基访华时，与他见面的不但有江泽民、胡锦涛，还有曹刚川、徐才厚这样的军方高层。
虽然不在政府系统内，但他战略大师的地位让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无法忽视。1994年，美国讨论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克林顿为此所困，很烦恼，私下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问他对中国实施特定的制裁是否合适--当时的布热津斯基刚结束在中国的访问，正在夏威夷的海滩上度假。
此外，他还担任了很多美国政府不方便出面的政治外交。从阿塞拜疆通往土耳其的巴库--杰伊汉管道，是布热津斯基一直鼓吹的能源多元化重要项目之一，这条管道完全绕开了俄罗斯国土，为西方直接提供了里海和中亚的石油。1995年，克林顿总统让布热津斯基带一封亲笔信给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白天，阿利耶夫与俄罗斯高级代表团谈判，晚上则专门与布热津斯基交谈。
最后，在他离开之前，阿塞拜疆承诺接受美国提议，拒绝了俄罗斯关于阿境内石油必须全部过境俄罗斯的要求。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红旗缓缓降下，这是布热津斯基个人最高满足和成就感的瞬间。在那一刻，他知道有一些比苏联的消亡还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历史上最后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正在解体、或许是永久性集体。
他的博士论文得到了证实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北京奥运会之前，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中国一些领导人对他表示，很担心台湾会干扰奥运会。他的回答是：“台湾不会，西藏倒有可能。你们知道我是中国的朋友，你们应当就这事找达赖喇嘛谈一谈。”
他继承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启的与中国交往之旅，尽管对共产主义有着强烈的态度，但他在与中国交往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务实精神。1978年，他强烈要求卡特总统批准自己去中国走一趟，并被授权可以对中国人说，美国承认中国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3个基本条件：同台湾断交、撤走美国在台军事人员和设施以及废除美台安全条约。
他见到了邓小平和华国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说：“布热津斯基可引以为荣的是，中国领导人隆重接待了他，规格堪比接待基辛格。”苏联塔斯社则攻击他，在美国官员中只有他积极唆使中国反苏。《纽约时报》倒是透露了另一个信息：美国悄悄答应向中国出售用于地质调查的红外线航空扫描仪，一种具有军事用途的仪器。
在出访中国时，他注意到，晚上招待他的京剧上演的是传统剧目。他意识到，中国在发生着变化。
访问中国时，他向邓小平发出了访美邀请。第二年，邓小平到了美国后，布热津斯基专门在家设便宴招待他。饭桌上，他拿出一瓶上等的苏联伏特加（苏联驻美大使所赠），告诉邓小平，这是勃列日涅夫所喜欢的佳酿。邓听完之后，哈哈大笑。
在白宫的欢迎宴会成为邓小平表演的舞台，也是卡特总统执政期间格调最高的一次，并由电视现场直播。
3年之后，当布热津斯基再次访问北京时，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依然津津乐道那晚的场景。
邓小平专门要求要与卡特进行单独私下会面，在这次会面中，邓提出：“我们认为有必要煞一煞越南人的气焰，适当教训他们一下。”
就是在卡特任内，中美正式建交
布热津斯基并不是中国崛起的鼓吹手。不过，早在小布什的任期内，他就冷静看出中国重要性的上升和俄罗斯恢复元气、正在创造新的地缘政治权力组合-- 不像老的中苏同盟那样直接公开针对美国，而是一致的地区利益和共有的（但未公开声称的）钳制美国过长羽翼的企图驱动。中国在静静地推动亚洲合作共同体，美国在其中至多扮演二流角色，中俄共谋减少美国在后“9・11”时代入侵阿富汗后在中亚发展军事的存在。在中东和非洲以及发展中的中国与巴西经济关系中，都可以感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在布热津斯基为美国制定的外交大格局计划中，远东将成为未来美国战略重心之一，中国的崛起不可忽视。
他曾经观察过中俄边境的对比：“如果你去哈尔滨--这里过去是俄罗斯人的势力范围，有很多俄罗斯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大量白俄逃到这里--这里有一个专区专门从事对俄贸易，所有的街道名都用中俄文标志。然后中国人卖汽车、电视和iPod，俄罗斯人卖套娃和其他木头玩偶，这会告诉你太多信息。到了晚上，你找一家餐厅吃饭，所有中国人都在大口吃饭，环顾餐厅，墙边几排椅子上，相当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坐在那儿等客人。”
在14年前，布热津斯基就指出了中国模式的几个问题：“最明显的缺陷是机械地依靠统计数字做预测，日本就曾经被认为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但日本经济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连续性的问题都使其没有走向那条路，而中国是否能坚持20年内的爆炸性增长速度，也是一个极难肯定的问题。再者，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将会限制其发展。民主化的问题也是不能无限期回避的，因此，中国除了继续向世界开放外，别无其他经济上有效的、政治上可行的现实选择。”
他对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早就有冷静分析：“中国人痛恨日、美、俄、英、法使他们遭受的长期民族耻辱。随着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蜕变成缺乏时代感的空论，中国人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团结的主要源泉。在中国周围，印度人忙于国内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他们十分嫉妒中国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力更大一点。俄罗斯则担忧，从长远来看，他们在远东的领土也许会被更加强大和人口稠密的中国夺去。”
当“G2”、“龙象之争”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议题时，布热津斯基显得并不热衷，这名“中国通”指出：亚洲各主要国家的经济生命力都毫无例外地依赖海上贸易能够自由出入两三个主要港口。只要用几颗磁性水雷挡住上海、横滨或者孟买港口的通道，就可以使中国、日本或印度的经济几乎陷入停顿。它们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船运货物，包括对这些国家来说极其重要的石油进口。国际商业铁路运输不仅对日本和印尼这样的岛国不适用，对中国和印度来说也意义不大。距新加坡不远的马六甲海峡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因为远东与欧洲的贸易以及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都是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运输的。
在布热津斯基的“国际大棋局”当中，对于中国和远东方面，他认为，美国应当鼓励日本谨慎而稳步增强军事力量--在其高技术领域与美国的防御设施融为一体，重点发展空中和海上力量，而不是旨在赴大陆作战的庞大陆军。另外还应该督促日本发展一支能执行特殊任务的精锐打击部队，用于直接参与旨在促进全球和平的海外行动。日本宪法虽规定军事作用限制在自卫范围内，但促进全球和平应该理解为与日本宪法的规定是一致的。此外，中美日3国还应该建立正式的军事磋商机制，产生信任并扩大到更大范围的地区安全问题。
我们的采访被安排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采访结束后，他马上进入到另一间办公室，会议室门上的告示显示：这里正在召开一场有关全球经济格局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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