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渤海渔民：“黄金渔场”划归韩国之后
“韩方现在的执法检查越来越严格，对网具网目的尺寸规定、渔获量记载数目、作业日志填写等的检查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罚款是常有的事情”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卫华发自威海
眼下，正是黄渤海区渔民出海捕鱼的黄金季节。
从6月初到9月1日中午的禁渔季一过，黄渤海重新开渔，憋了三个月的渔船千帆竞发，景象蔚为壮观。但对于老韩来说，壮观景象的背后亦充满了艰辛。
捕鱼指标“比考公务员还难”
威海渔民老韩有五艘渔船，两艘小马力的渔船通常在国内近海作业，三艘大马力的渔船除了在近海作业之外，每年还参与赴韩国专属经济区捕鱼的资格竞标。
2000年8月，《中韩渔业协定》签署，并于次年8月正式生效。根据协定，威海渔民部分传统作业渔场列入协定水域管理，目前已过渡为韩国专属经济区这里曾经是威海渔民作业的“黄金渔场”。
老韩说，协定是人为的东西，鱼儿可不认协定。黄渤海禁渔的季节里，大批鱿鱼在黄渤海水域成长活动，等到了秋天开渔的时候，这些鱼儿就往东游走了。在《中韩渔业协定》签署之前，威海的渔船可以自由出入这些水域，“游走就游走，无非是多耗几个油钱”。
可如今，进入这片渔场捕鱼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前些年，国内资源好的时候，政府要做工作才有渔船申请赴韩入渔资格，可这几年，国内近海资源不理想，威海几乎所有的大马力渔船都提出赴韩入渔申请，平均10艘船能申请到1个指标。到自己的传统渔场去捕鱼，比孩子考国家公务员还难。”
难归难，老韩这几年每年都会参与竞标。他的运气也比较好，这两年都申请到了入渔资格。
“罚款是常有的事”
一去作业，老韩前后待的时间大约要半年，分别是黄渤海开渔后的10月15日至12月31日，以及次年的1月15日至4月15日。
他感慨说，由于在韩国专属经济区的渔船越来越多，韩方准予中国渔船进入的船只数和渔获配额越来越少，所以在这里捕鱼，远不如10年前那么自由自在。“韩方现在的执法检查越来越严格，对网具网目的尺寸规定、渔获量记载数目、作业日志填写等的检查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罚款是常有的事情。”他说。
韩国专属经济区并不是老韩涉外捕鱼的唯一目标。2004年，为了给更多的大马力渔船找到生计和出路，朝鲜东部海域项目“应运而生”。现如今，朝鲜东部海域已经成为威海市远洋渔业中渔船最集中、产量和产值最高的渔场。
“相比西南大西洋鱿鱼钓、东南太平洋鱿鱼钓等远洋捕捞项目，朝鲜东部海域项目的优势十分明显。”老韩介绍道，一方面，这里距离国内近，渔船两天即可达到作业海域，渔船为国内近海双拖网渔船，无需投入大量资金，项目实施相对简便；另一方面，朝鲜东部海域鱿鱼资源比较丰富，渔船多数情况下可以获得较好的效益。
不过有时天不遂人愿。 “今年朝鲜东部海域的鱼汛就远不如去年。”老韩遗憾地说。
转产之路上的期待
相比老韩，老丛就没有这么幸运。
“这两年我一直没有渔船中标赴韩入渔资格。说句心里话，过去常常去的渔场，现在成了韩国专属经济区，想去去不了，心里憋得慌。”眼下，已经在海上飘了20多年的老丛正在考虑转产，从捕捞转到养殖上来，离港上岸。
“我希望国家在引导渔民转产上加大力度，现在种粮有粮补，海水养殖却没有补贴。”老丛说，“建议国家尽快将养殖机械和海水养殖良种纳入农机购置和良种补贴名单，这样，渔民的转产之路会走得更顺一些，对传统黄金渔场的依赖也会减少许多。”（注：应被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一家之言：大国当为渔民谋
【作者】周东飞 本报特约评论员
沿海渔民的“失海”困境，远洋渔民的担惊受怕，都在提醒我们，是时候来关注这些蓝色国土上的国民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不仅是传统的大陆国家，也应当被视为海洋大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黄褐色国土之外，尚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蔚蓝色国土。当中国的舰队驶往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时候，有评论说一个大国终于开始向浩瀚无边的蔚蓝进发。其实，海洋意识更应是一种自觉内省的结果，当海洋权益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们再也无法以大陆之国的传统心态来漠视蓝色疆土上的一切。
绝大部分人对于渔民的生活并不熟悉，如果说农民是在耕作褐色国土，那么渔民就是不折不扣的共和国蓝色国土的耕作者。他们不仅向全社会出产和输送各种海产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蓝色疆域的见证者。可惜，我们对他们并不熟悉，并不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有时候他们会成为新闻的主角，比如因为跨界捕鱼的纠纷被邻国处罚。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同胞而言，我们仍然不明就里。更不用说，沿海渔民的“失海”困境，远洋渔民的担惊受怕。作为一个大国，已经是时候来关注这些蓝色国土上的国民了。
制度管理需要改革
大国当为渔民谋，在梯子的第一个台阶上，应该是为沿海渔民谋生存的问题。沿海渔民的生存危机，是中国经济社会格局重大变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沿海渔业资源的掠夺式捕捞，对沿海水域的污染，使粗放式发展不可持续的结局更早地呈现出来。开辟航线、修建海港、通讯运输管道建设等海洋开发如火如荼，但是渔民在这一过程中一直作为被动的避让者，而没有获得足够公平的补偿。资源的萎缩使得渔民的退出与转岗成为无奈的选择，但是由于渔业的特殊性，渔民上岸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农民进城的难度。
以上种种乱象的治理，需要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发力，尤其是在制度供给方面。与土地承包权、林权等改革比起来，海域使用权的概念要陌生得多。但是，对于保护沿海渔民的利益而言，产权的确立与保护是更为根本性质的措施。渔民对于海域使用权的拥有，意味着海洋开发需要从他们手中获得产权的转让。如此一来，海洋开发的成果才有可能顺理成章地让渔民分享。与沿海污染的触目惊心相比，渔民损失的可诉性基本上停留在无法可依无例可循的状态。以康菲在渤海制造的溢油事故为例，目前最乐观的说法也仅仅是沿海的养殖户要求赔偿，毕竟他们的损失有据可查。然而，靠捕捞为生的渔民怎么办？他们的损失又有谁来过问？民事诉讼法修改已将公益诉讼制度加入其中，但是海洋污染事件中如何保证对渔民的补偿仍需更细致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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