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都在饥饿线上挣扎，他只好闯关东，到东北乡间走村串户，靠给人画像谋生。腊月初九晚上，北上的列车经过清冷的沈阳站时，吴春生突然想起当年志愿军60军大部队，就是热热闹闹地从这里转车入朝参战，一时感慨万千。
他为女儿取学名“慧君”，谐音“彗”，希望这“小扫帚”“能划尽人间不平，拂去满身晦气”。然而他依然是个盲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问自己。
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被俘归国人员总是难逃冲击。由于档案里的被俘记录，张城垣先后被乡信用社、县广播站辞退，他回村当了一名会计。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爆发，安稳日子也没有了。
星散各地的战友写来的求助信让他心如刀割，最多时一个月收到1000多封，难友们问这位“领导人”：“当时说回来还能入党，现在怎么都成狗熊了？！”张城垣只好回信说：“祖国还是母亲，母亲会错打孩子，孩子不能跟母亲对着干。”
他连自身也难保了，“造反派”将他打成“现行反革命”，他只得当羊倌接受改造。张城垣虚心向老羊倌请教，43只羊3年繁殖了130多只。但他仍是“专政对象”，妻子招工受阻，女儿考上高中不许上气得休克过去。
老伴郭兰英悲愤地流着泪回忆说：“我疯了一样去找公社书记，他爸‘历史不清’，我历史清啊！”坚强的张城垣当时忍不住坐在放羊的山坡上哭了。
“文革”是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劫难。战友们遭迫害的消息不断传来，有的被“造反派”打死，有的忍受不了一次次批斗，绝望自杀。美军集中营里与张城垣睡一个帐篷的难友孟晓峰被打成“叛徒”，妻子离婚，他从河南老家挑着儿子和行李来到垣曲，挨个村子寻找张城垣，后来在他家住了4年。
多年后，张城垣专门请当时的“造反派”在街上吃饭，当年的几个地痞在席上胆战心惊地说：“人家都喊你‘叛徒’，这俩字咋写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觉得好玩。”
在张城垣钻研养羊窍门的时候，吴春生结束流浪，与在安阳工作的妻子团聚，握画笔的手抓起鞭子，赶着毛驴车往工地送砖头，他还当过小工，开过搅拌机。老伴杨桃节记得，先前饭量不大的丈夫那时一顿能吃七八两捞面条。但忍受着体力劳动考验的吴春生坚信：物极必反。
张城垣又担负起难友们“领导人”的职责，开始上访申诉。“我有一种责任感。”老人坚定地说。1980年，他们终于盼来了中央下发的《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即事关数千人荣辱的（1980）74号文件。
一些被俘回国人员得知消息，激动地失声痛哭。次年，张城垣顺利平反，他已经54岁了。
吴春生也等来了自己的春天，1980年他参加“河南省社会闲散科技人员考核”被录取，结束18年的黑户身份。由于工作出色，还被提拔为安阳自行车厂宣教科副科长。相关文件落实到他已是1985年。耿直的吴老在自传中反问：“公正的时光老人所赐的30年，创造人生价值的最佳时间，该向谁去索还呢？”
然而，渡尽劫波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终于卸掉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一些反映战俘营斗争和被俘人员遭遇的作品公开出版。重新获得尊严的张城垣和吴春生又见过一次面，是为大家尊敬的难友马兴旺营长料理丧事。
老战友们正在加速离去，张城垣所在的山西运城地区，150多名归来人员如今只剩下10多个。安度晚年的张城垣也在努力忘却坎坷的际遇，“割过的肉已经不疼了。”老人苦笑着说。
在他简朴的家中，一个硕大的柜子里，塞满与战俘营相关的书刊资料。老伴略带埋怨地说：“成天就是忙写书。”其实，张城垣的乐趣还有如何将几千元离休金，“公平”地分给从上幼儿园到读大学的孙子孙女们。
几百公里外的吴春生家也有好消息，老伴在为他要涨工资了而欣喜，吴老却无所谓地低声说：“我不在乎钱多少。”他更看重的是精神生活。
在战俘营回忆录自序《肚里问答》中他写道：“我将把全部残年余热献给我们的‘P.W.事业’，写出铁丝网里的历史真实，让更多人来关注‘P.W.’们在苦难中的灵魂挣扎。”
“我这一生，两头大，中间小。”吴春生自我评价说，“晚年生活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追寻童年乐趣，压盖心头创伤’。”
除了读书写作，他就是侍弄屋外的小园林。只要步入这片园子，吴春生就快乐得像个孩子。屋外的空地上生长着无花果、枣树、石榴、枸杞、竹子，尽管担心“创建卫生城市检查”，他还是新增了两盆银杏。
物种丰富的小花园里，腊梅吐出了花苞，桑树郁郁葱葱，与吴老童年的小村庄很相似，只是少了藕塘。阳台下新摞着一堆红砖，他的下个目标是砌一方水池，下面栽藕，水中养鱼。“我现在就生活在童年里。”80岁的老人淡淡地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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