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李先念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个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
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剑英谈话的大致情况报告给了华国锋，并告诉华国锋说，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要搬回中南海住，还约定每天晚上用都能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胜利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曾几次表扬39局，说粉碎“四人帮”这么机密的事，没有任何泄漏。由此可见，江青一伙的手还未插入中央机要部门，还无法监视中央这些领导人的活动。
李先念利用搬回中南海之机，借谈工作之机分别和一些领导人谈话，了解动向以及他们对“四人帮”的态度。同他谈话的人都是忧心忡忡，表示对“四人帮”的不满。得知他们的态度，李先念感到已有把握，便通知了华国锋。接着，华国锋同汪东兴密商了此事，马上得到了支持，因为汪东兴事先已经向叶剑英表示过态度。
正如叶剑英与李先念所笔谈的那样，筹划粉碎江青一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既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又关系到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只能由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几个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分头进行。当时华国锋和李先念商定，利用看电影作掩护，进行秘密磋商，叶剑英由于还处于“生病”期间，一般不出面，实际上处于幕后指挥的地位。
毛泽东治丧活动结束后，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开始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有时电影放映开始后或结束后，几个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武成殿会议室通报情况，商议事情，所有服务人员送完水都不能再进去。
9月29日，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毛主席已经去世，不需要再留“联络员”，主张让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坚决支持华国锋的意见，江青却带头跳出来说什么毛远新不能走，要留下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做报告”。
此时毛远新虽然有沈阳军区政委的头衔，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在中央全会上“做报告”？让他到中央全会上做这种至少只有中央副主席才能做的事，显然是要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并可能捏造出什么“遗留”的“既定方针”之类，让“四人帮”夺取党的最高权力。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解释。
华国锋坚决反对江青的无理要求，“四人帮”也坚决不让毛远新走。双方唇枪舌剑，寸步不让。江青还以“主席夫人”身份撒泼，胡搅蛮缠。这种争论也清楚表明，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通常的做法不行，必须采取特殊办法。
这一天，原来担任过康生秘书，此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也报告了一个重要情况，使华国锋感到问题严重。在毛泽东病逝以后，9月15日姚文元便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姚文元还询问毛选五卷文稿在哪里，李鑫立刻意识到张春桥、姚文元是想控制这些文稿。果然，过了几天，姚文元便来信提出要求，把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都是解放后的文稿）送给他。
在当时人们普遍有将“毛主席教导”神化的心理的情况下，控制了毛泽东的文稿特别是手稿，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四人帮”如将其掌握，便可以随意从中抽出个别词句当成打人的“棍子”，也可以为自己拉大旗作虎皮吓唬全党。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便马上提出要把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抓起来，由她掌握毛泽东最后的住所留下的文件手稿，当场遭到华国锋坚决拒绝。此番姚文元又要用另一种形式干这种事。
当时李鑫拒绝交出毛泽东的文稿，报告了汪东兴，并要求面见华国锋。华国锋约李鑫在9月29日下午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见面后，李鑫报告说： “现在形势很紧迫，‘四人帮’一伙要夺权，”建议中央要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华国锋最后表示同意，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 接着，华国锋交给李鑫一项任务，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1976年的国庆节，因毛泽东刚逝世不久，未举行大型庆祝活动，只是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有40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一结束，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就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完后，3个人就到中南海武成殿会议室开会。华国锋通报情况说：反复考虑研究，对“四人帮”要实行隔离审查。李先念接着说：我们想到一块了，这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么样先抓起来再说，吴德也表示赞成。3人都认为，在特殊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特殊的方式。
此时，从军事上如何控制局面，政治上如何掌握主动，经济上如何防止动乱等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不过中南海乃至整个北京表面上还是一片平静。
当粉碎“四人帮”的准备正在秘密进行时，江青一伙正利令智昏地进行着夺权活动，不过这伙过高估计自己的小人，所采取的行动显得十分愚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一个多小时，凌晨2时许中央政治局在202楼住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问题。后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这次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按理说1956年毛泽东便带头在死后火化的倡议事上签字，真正遵守毛主席的遗志便应该火化而不要再保存遗体，然而当时在长期神化领袖并搞个人崇拜的情况下已经无法照此实行。
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故意躲开，目的是存心找茬儿。如果不保留毛泽东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此事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而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一旦保留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四人帮”居心险恶，因为这件事，华国锋还同江青吵过一次。
毛泽东去世第二天，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在中南海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被指定的值班人员（王洪文的秘书）。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认为情节可疑，便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华国锋。经汪东兴查明情况上报，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同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通了气，对王洪文不经其他中央负责人同意便向全国擅自发令极感震惊，并立即采取两点紧急措施：
一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央办公厅值班室”。
二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队系统，凡重大问题，均应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请示报告。
“四人帮”想在毛泽东去世后立即控制对全国的发令权企图失败，便动用舆论工具。被“四人帮”控制的首都几所高等院校都有活动，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希望她当“主席”。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特大喜讯等。
江青对毛泽东的丧事并不关心，甚至不过问，连应该参加的吊唁活动也不到场。此时她却忙于到中南海“202”毛泽东原住地争夺文件，为便于活动还从钓鱼台迁回中南海住进了代号201号的房子。
9月14日，江青打电话找华国锋大闹一场，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她和毛远新等人还要参加。这种傲慢地向中央最高负责人发号施令的举动，引起华国锋满腔怒火，当场将江青顶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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