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海航歼8双机伴飞。图片来源：央视网
在互联网上，用任何一种搜索引擎，输入“顾诵芬”三个字，瞬间就会获得海量的相关信息。顾诵芬――中国著名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两院院士，歼8飞机副总设计师，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
今年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60周年，也是81岁的顾诵芬大学毕业开始从事航空事业60周年。不久前顾诵芬接到邀请，要在一个重要的纪念活动中做专门学术报告。金秋时节，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对早已成稿的论文进行着精心的补充和修改――饱含着对我国航空工业60年巨变的欣慰，也凝聚着对后继者的殷切期望。
“仿制，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
今年春天，由顾诵芬口述的自传――《我的飞机设计生涯》出版，人们捧之犹读“飞机设计苦旅”。虽然笔下文字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但呈现的却是“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的别样风采。那坦坦荡荡毫不张扬的叙述，是他60年工作经历的记录，亦是从事航空工业而磅礴九霄的情怀。
解放初期，苏联专家为我国援建过几个航空工业企业，而支援我国的飞机设计资料除设计图纸外，却只有强度计算报告和静力试验任务书。我们照葫芦画瓢，按图纸加工。按照苏联航空工业体制，当时我们中国的工厂充其量是复制厂，所必需的飞机设计规范等资料，人家不给。顾诵芬每次向苏方提出订货时，都要填上《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资料，但都没有答复。
可毕竟每一种飞机的诞生，都必须经过飞机概念设计和总体技术方案论证。我们难道甘心永远当苏联的复制厂吗？！当年，顾诵芬与领导和同事们痛彻心扉地感觉到，“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自己没有任何主动权”。
可喜的是，当时的航空工业局1956年8月下达命令，分别在沈阳112厂（即今“沈飞”公司）和410厂成立中国第一个飞机、发动机设计室，调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顾诵芬等到飞机设计室工作。徐舜寿任设计室主任，黄志千、叶正大任副主任。26岁的顾诵芬承担的是气动组组长的职务。
从此，在浑河之滨，一支荟萃新中国最优秀飞机设计人员的队伍开始聚集。“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贺铸《六州歌头》）”设计室不到百人，平均年龄22岁，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理想――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走到了一起。
飞机设计室成立不到一个月，定名为歼教1的新飞机设计工作就开始了。
歼教1的设计中负责气动部分的正是顾诵芬，确定这种飞机总体参数的任务落在了他肩上。面对各种难题，顾诵芬没有退缩，他像一块磁铁，把所有搜集到的苏、美及欧洲国家的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等有价值的信息与面临的课题综合起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分析与计算，终于完成了全部飞机气动数据的确定。
顾诵芬的博闻强记在业内是出了名的。1965年毕业分配到所里的一个同事曾说，到所后第一次听顾总讲课，顾总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长长的、复杂的气动力数学公式，完全凭记忆。他当时就感到由衷的敬佩，因为这样讲课的，他在大学里只见到过一次，是钱学森先生的课。在以后的工作中，他所见到的工程技术人员，不论名气有多大，再没有第二人。
1958年7月26日，歼教1首飞成功。顾诵芬于大学毕业的第7个年头，在应用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和实践方面也随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实践中建立了简洁、高效而实用的飞机气动设计计算方法，成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在科技方面有如此建树的顾诵芬是有家学渊源的。1930年2月4日他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顾元昌曾获朝廷“钦加四品衔，赏给正四品，封典覃恩，诰授中宪大夫”。父亲顾廷龙28岁时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39年7月，应友人盛情邀请，到上海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任总干事、董事。解放后，历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编著过多部大型重点图书。顾廷龙94岁的一生为我国的图书事业操劳奔波，被誉为“万卷治琳琅毕生尽瘁图书业，九五铸风华终身追求清澄路”。顾廷龙的书法亦闻名海内外，钟鼎金文的建树堪称尤功。他的书法丰茂雄浑、质朴古雅，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被多处博物馆、纪念馆收藏。毛泽东同志对顾廷龙的字十分熟悉并非常欣赏。
家学如此渊源深长，国学大师的儿子为什么没有继承父业，而从事了科技工作？顾诵芬曾回忆说，“七七事变”爆发时，他正与父母住在燕京大学附近，7月28日那天，日军轰炸二十九军营地，轰炸机就从他家上空飞过，连投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二十九军的驻地离他家不到两千米，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
那一年他7岁，耳闻目睹，小小年纪就对飞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了他以后立志投身航空事业的缘起。
1951年8月，顾诵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分配到中央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兄早亡，已是独子的他即将离上海远行去沈阳，令父母又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别离。父亲曾写日记说“舐犊之情，何能自已”，但仍全心支持儿子投身航空事业。
歼8定型，不会喝酒的顾诵芬酩酊大醉
1961年8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设计所（后称“601”所）在沈阳成立，军队编制，不久，顾诵芬从气动工程师的岗位升任一所的副总设计师，并被授予少校军衔。
1964年5月，歼8飞机开始设计之时，徐舜寿却被调离赴新任。10月，黄志千成为新机的总设计师。黄志千与顾诵芬是“连襟”，他们的夫人是同胞姐妹。但非常不幸的是，就在歼8工作全面铺开之际，1965年5月20日，黄志千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时在开罗因客机失事而遇难，年仅51岁。
临危受命，王南寿、顾诵芬等人组成的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1965年8月的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在沈阳接见了新机研制工作人员，顾诵芬跟随所里领导向贺老总做了汇报。贺老总听了他们的汇报，叼着烟斗，乐得胡子都翘了起来，激动地说：“就是要走中国自己的路，搞自己的东西。”还说，“歼8要早日搞出来”，“飞机上天，党、军队和人民都会感激你们的”。但令人悲愤万分的是，1969年6月，贺老总被迫害致死。之前，1968年1月，在“文革”中受尽摧残的中国飞机设计一代宗师、年仅51岁的徐舜寿溘然长逝。
歼8的研制在“文革”乱世中艰难前行。顾诵芬分管的任务繁重而艰巨，他对歼8飞机性能的关注和思考必须是全方位的。1969年7月5日，歼8首飞成功，人群一片欢腾。当大家欢天喜地去赴“庆功宴”时，顾诵芬却悄悄离开了人群，他赶着去思索下一步的试飞方案了。
顾诵芬一干起工作来就有股不要命的劲头。1978年夏天，歼8进行飞行试验，在当时没有所需测试设备的情况下，48岁的顾诵芬提出要亲自上天观察歼8飞机后机身流场，以彻底解决跨声速抖振现象。战斗机在空中机动飞行，会产生4～5个过载，这对从来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而且，由于黄志千逝于空难，他的夫人和家人有了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因为不愿让亲人再承受对往事回忆的哀恸、惊恐和担忧。但是顾诵芬决心已下，说服领导、背着爱人，三次乘歼教6上天，用望远镜近距离仔细观察，终于发现问题所在。落地后，他还颇有一点自豪地说：我下来以后身体状况还可以，一起上去的同志不如我。顾诵芬带领设计团队提出了改进方案，终于彻底排除了跨声速抖振现象。
1979年年底，我国更新部队作战飞机迈出极其重要一步：我国飞机制造21年历程中一个辉煌里程碑的歼8飞机（白天型）完成设计定型工作。定型会一直忙到12月31日晚上10时才结束。定型会后，没有什么招待会，只是在沈飞办公楼对面的二楼干部食堂，大家一起吃饭。顾诵芬与大家举杯相庆。要回家了，副所长一清点人数，找不到顾诵芬了。原来他已经大醉，正在厕所里吐呢！
顾诵芬不喝酒，但那一天，他与众人一样，也用的是大碗。这是歼8设计者、领导者、生产者辛勤劳动得到国家、军队正式认可后的骄傲和兴奋，也是所有参与研制工作的人们实现久盼心愿后的欢乐和豪放。不会喝酒也不善于表达激情的顾诵芬，开怀痛饮。这是他自己的飞机设计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酩酊大醉。他想起走过的这么多年，经历的这么多事件；他想起贺老总，想起良师益友徐舜寿、黄志千……他们，竟没有看到歼8首飞，没有等到歼8定型这一天！
此后的二十多年中，顾诵芬带领的技术团队，设计了歼8Ⅱ型歼击机，为以后的歼8Ⅱ系列飞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之同时，他还为歼13等先进歼击机的方案设计和先进飞机设计技术的研究呕心沥血、备尝艰辛。
1985年10月，歼8白天型和歼8全天型飞机问鼎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5年10月，顾诵芬获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二十多年中，顾诵芬以及他领导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科研成果还曾多次获得各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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