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七事变”中对蒋介石的印象
突出重围后，我们汇合了部队向南撤退。蒋介石竟然下令二十六路军把守所有的黄河渡口，不让二十九军官兵撤退到黄河以南，妄想借日本人的屠刀把抗战的二十九军斩尽杀绝，其手段之毒辣前所未有。我是个伤兵，运到黄河南岸总该可以了吧？他们竟连伤兵也不许过去治疗。蒋介石排斥异己的卑劣做法，在二十九军将士中引起极大的愤慨。正在对蒋介石骂声不绝于耳之际，蒋介石派特务乘坐铁甲车，打着冯玉祥的名义，说是到前方督战，在连镇车站停着。我和被打瞎左眼的一班长杨世亨被连里士兵强行抬上铁甲车。特务们怕发生兵变，对他们不客气，这才不得不把我们几个重伤员带到济南去。
我和杨世亨在济南站下了铁甲车。济南本是个美丽的城市，这时也简直成了人间地狱。到处是河北逃难来的难民，他们无依无靠行乞度日。伤兵杂在难民中根本无人过问。而国民党军政要员只顾自己逃命要紧，还有谁来管我们几个叫花子似的伤兵！我们托了人情，苦苦哀求，才能在济南市协和医院挂上号。一个医生一打开我臂上的裹脚带，臭气四溢，伤口里的烂肉脓血中已经生蛆，蛆虫四处乱爬。医生掩着鼻子皱着眉，十分武断地说：“必须把胳臂锯掉！”
抗日战士怎么能没有胳臂？不得已，含恨离开济南。
“七七事变”不久，济南也被日寇占领了。
“七七事变”的枪伤终于好转
我们随逃难的人流逃离济南之后，打听到山东的兖州有个国民党第三重伤医院。杨世亨架着我上了火车到了兖州，住进国民党第三重伤医院。在医院里，看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病号住在整齐、干净的房间里，我们这些从抗战前线卢沟桥下来的重伤员却拥挤在铺着麦草的地铺上，心里很是不平。一个抗战军人为国家流血牺牲本是份内之事，只要能治好伤，睡草铺也行。但是，同样是军人，待遇却如此不平等，嫡系部队的病号每天吃大米白面，供应我们“杂牌军”伤员的却连粗粮也不管饱；嫡系部队病号要什么药有什么药，我们这些从前线回来的每天只能用消毒水和盐水洗伤口。最令人难忘的是这年的“双十节”，蒋介石的第三重伤医院“慰问” 伤病员时，给嫡系部队的病号每人发十元钱，给“杂牌军”的伤员每人发五元钱。我入院两天后才来个医生查房，这个医生看了我的伤口，用手捂着鼻子说：“你的伤口已恶化，另外伤口太大也无法愈合，看来你这个左臂非锯掉不可。”
“我还要重返前线抗战，怎么能把我的臂锯掉呢？”
“你的想法很好，可是舍不得一只臂，恐怕连性命难保。”
我生气地说：“保不住性命我也决不锯臂！”
他最后说：“那你再想一想吧。”
这个医生不但没治疗我的伤，反而给我增加了思想负担，使我几天几夜没睡好觉，伤口恶化也越来越严重，蛆蚜满身爬。露出的骨头都变黑了。正在我苦恼的时候，一位有爱国心的年轻军医十分同情我，来给我换药，治疗。一次他给我换药时说：“你咬咬牙忍着疼，我用小刀把你骨头上的灰尘刮掉，慢慢就会愈合。”听他一讲，我又喜又怕。心想，关公一边刮骨疗毒，一边下棋，谈笑风生，难道一个抗日战士死都不怕，还怕刮骨？我随手把手帕放在嘴里咬住说：“只要能治好伤，你就动刀吧，大胆地刮吧！”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刮骨，真是钻心地疼。他一边一刀一刀地给我刮骨疗毒，一边不时地看着我的脸色，并用药布擦掉我头上的汗珠，说：“多忍一会吧，刮干净些会好得快些。”
就这样一刀一刀，把我的伤口里的脓血烂肉和骨头外层变黑的骨头都彻底地刮了一遍。刮后不到十天，果真看到有新生的肉牙，后来慢慢长出了新肉，伤口一天天逐步愈合起来。
“七七事变”之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悲伤结局
由于“杂牌军”在医院受到排斥，激怒了伤员，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伤员联合起来，砸了医院，打了院长之后，凡能行动的伤兵大部分都离开了医院。我因为参加了这次活动，虽然伤未痊愈，也实在难继续住院治疗，便随之自动出院归队。
就在我受伤的时候，蒋介石命令孙连仲部的二十六路军把守着黄河渡口，不让宋哲元部南撤，宋哲元被迫沿黄河西溯，退至山西。到山西后，又倍受阎锡山的排挤。这位在喜峰口、卢沟桥、北平抗击日寇侵略的爱国将领，终于被蒋介石逼得精神失常了，最后，客死成都。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在泊镇突围后，率部撤到大名府，日军的追击部队随后又包围了大名府，何基沣率部与日军在大名府大战一场，伤亡殆尽。何基沣等援军无望，抗日前途渺茫，又不甘心做亡国奴，怀着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借日本人的手屠杀“杂牌军”，拱手让出华北大好河山的无限悲愤，开枪自杀，打伤了左肺，被送进医院抢救。
当时二十九军官兵眼见大好河山一块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只能仰天长叹，无可奈何。我出院回到部队，眼见部队减员严重，蒋介石又不给补充，当时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个大胜仗，大家就都知道了这支队伍，有些人心里就想着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全国很多年轻人投奔延安，那是公开的新闻。在那样的局势下，我们二十九军许多青年准备投奔延安。大家商议要携械去延安，反正带走枪支也不是去当强盗。正气出胆量，大家都秘密地设法搞枪支、弹药。正在这个时候，二十九军地下党员邱晓亭分别找我们谈了话。
当时我们二十九军在“七七事变”之后已经改编成七十七军了，邱晓亭是中国共产党七十七军地下党工委书记，身份是军官。他对我们说：“你们要到延安，这是正义的举动。像你们这样的爱国青年，全国到处都是，已经到延安的何止千万，如能明确到延安是为了抗日，那么，只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组织起来在旧军队工作，起的作用会更大。因为你们对在目前的部队人事都熟悉，去延安学习后不一定回原部队工作，岂不是舍近求远吗？另外，延安那个地方并不大，去的人过多，确实容纳不下，希望你们慎重考虑。”就这样，我于1938年11月1日，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邱晓亭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们师长何基沣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连连受挫，自戕未遂，被送到武汉疗伤。经过周恩来的介绍，他于1938年1月5日到延安住了一个月。何基沣从延安回到部队后，思想又和共产党靠近了一步，他曾经多次拿了武器和金钱帮助共产党。1939年1月，何基沣被中共中央批准为正式党员，和我在一个支部，都是秘密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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