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偷吃黄豆，我被碾子轧坏了手指头。今天，我们家的牲口，也比我那会儿生活得好十倍
部落的生活，到今天我都不愿意回忆，太苦了，太惨了，每想一次，都难受几天。
苦到什么地步？全家五口人一个麻花被，白天穿，晚上盖。当然不顶暖，那时冬天冷得要命，就烤着火睡。白天，往身上一披，就是衣服，全家就这一件，谁出去干活谁穿―――那时，活得那么难，谁还顾得上羞耻啊！
我现在还记得，冬天出去干一趟活，回来筋骨上都是霜。
那时，大小伙、大姑娘光腚的多的是，没办法，有的人家连像我们家这么一床被子都没有。老周家就是，炕上铺的是木板，盖的是用草编的被子，睡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都是刺。没有鞋，就在木板上穿绳子当鞋穿。他们家17岁的姑娘，烤火把腿上的肉都烤化了。
还有的人家实在没办法，出门就在屁股上盖个簸箕。
我是一直到光复以后，13岁时才穿上衣服的。在部落时，一直都是光腚。我父亲死的那年冬天，母亲生了个弟弟。只活了一宿就死了，是冻死的。墙是木杆和泥，里外透霜，又没东西盖，没奶吃，刚生下的孩子哪能受得了？
最难受的是饿。地里产不出东西，母亲就到山上拔点野菜给我们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得了一把黄豆，不舍得一顿吃掉，想把它轧成大酱，蘸着吃，可以吃得久一些。她轧碾子时，我馋得受不了，就在后面伸指头蘸着吃，没想到牛一退，就碾着了我的手指头。碾掉了一截，母亲急得直哭。
那一次，我差点没死了。手指头后来受风了，整个人抽风，侥幸活了下来。
■我们部落的人饿得像狼一样，偷东西都出名了，人家都不敢拦
地要自己开，因为是生地，地里一般草比粮高，所以收成很薄，开始时，日本人还给集中发点苞米，但发得很少，后来还没有了。没办法，只好出去偷。
有点胆量的村里人常常天一黑就出去，到邻近―――一般是去爱邻屯，在珠河的西半拉，去偷东西，就是偷地里的东西，早上回来，就带些土豆、茄子、豆角等吃的回来。
那会儿我们部落的人偷东西有名，被偷的人家知道了也不敢拦。都饿得像狼一样，看着都害怕，谁还敢拦！
直到光复后，有了区政府，开始斗恶霸，斗地主，我才第一次穿上了衣服，是更生布做的，也有了糊涂（玉米粥）喝。
我是在建国后20岁结的婚，现在有6个孩子，只有一个在村里生活。我今年69岁了，现在还在种地。虽然生活一般，但自己觉得挺好。
部落的那些旧事，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我也不想说，但是，那都是日本人做的坏事，应该记下来―――他们造了多大的孽啊！
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1日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方正县吉利村
见证人：刘安发 男，81岁，日本开拓团历史的亲历者，曾为日本移民做工。1947年参加解放军，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和广西剿匪。1953年因病复员回家。
方正县是我们寻找开拓团见证者的最后一站。我们到方正后，与县史志办、县政协文史委的人联系，对方说，这样的健在者，早就没有了。
我们抱着一丝侥幸，一个村一个村地打听。我们的苦心有了好报，中午12时30分，好消息传来，找到了一位，而且刚刚打完针，精神尚好。顾不上吃饭，我们一溜烟跑了去。
■本来是我们的地，日本人来了就占了。我们反而要给他们为户
我们这个屯是老屯，日本人来前，“满洲国”政府叫我们把地照都交了。先是说收了重分，后来说是一垧地给100块钱，实际上，能闹10块8块钱就不错了。
康德8年（1940年），日本人就来了。在吉兴南屯盖起了红部，就是他们开拓团的团部，他们叫“红部”，我们就跟着叫红部。
那是个用红砖打了地基的草房，周围拉着刺槐。开拓团的团长就在那，他有只狼狗，平时出来，就给他叼着公文包。
他们占了我们的地，连山林都分了，不让我们上山伐木头，谁敢伐木头，道口被截着，要挨打的。
日本人是按班分的，现在我还记得，一班、三班都在梨树园那儿，桥西是二班，河南头是四班、五班，东半拉建个七班、九班。
被收了地的中国人家，多半被迁走了，迁到专门的部落里去了。我们这两个屯没迁，留下给日本人为户―――日本人不会种旱田。他们种燕麦、大麦，用来喂马。
他们种的地是我们弄好的地，有垄，他们就顺着垄撒籽，然后耙平，就等它自己长大，之后再雇人割。
直到光复后，日本人也没学会种旱田―――他们说来开拓，实际上连我们的好地都不会种。他们吃的粮食是领的大米，高粱米他们不吃，穿的是国家发的黄衣裳，跟日本兵一样。
这些日本人，每天早上都训练，扛着木头枪，戴个鬼脸，嗷嗷地叫，练刺杀。不大点小孩都集中起来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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