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19年7月，苏俄外交事务全权代表加拉罕突然发表宣言，说苏维埃将放弃旧俄与中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这真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黄修荣（专家）：所以这个宣言一发表啊，确实对中国这个影响很大，因为中国一百年呢，都是受帝国主义西方的那个掠夺、压迫、侵略，当然沙俄它弄一些东西，特别领土是最多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如果都还来了，无偿地还给中国，那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大众一听，确实觉得“十月革命”确实不错啊，过去抢的东西都还给我们。
王来棣：原来是我们就是学美国的，现在一下子把这些人就是，是坏人，是强盗，就苏联是我们好朋友。
解说：“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之一，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早在一年前就在欢呼苏俄革命的胜利，他写道。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的发展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
王来棣：我们要学苏联，当时实际上对苏联的情况，根本就不了解，不要说是一般老百姓不了解，一般的学生不了解，就是这个李大钊、陈独秀，他们就是共产党的发起人啊，他们也不了解。
韩钢：真正俄国革命是怎么回事，其实不要说当时的青年，就是到了（一九）八九十年代，我们也都还不了解，最近这些年来随着俄罗斯档案的开放，然后研究的深入我们才搞清楚，俄国革命是怎么回事。
解说：苏俄当时之所以发表“加拉罕宣言”，实际上是为了争取中国的好感，避免武装干涉，巩固东部的国防线。
顾则徐（民间学者）：那么“加拉罕宣言”，完全是种策略性的东西，实际上对列宁来说，当务之急要解决是边境问题，以求得政权的巩固。
“加拉罕宣言”不具有正式的国际法意义，那么它呢是用一种政治鼓动的形式，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种，现代来说，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说，就是愚弄。
解说：苏俄日后并未兑现“加拉罕宣言”，斯大林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的法文文本翻译错了。
顾则徐：因为它当时革命刚成功，需要人家帮忙，需要人家支援，那么自己生死存亡的那个关头，那么有人帮助所以才生存下来，那牺牲一点是不是可以，我觉得呢当然是可以的，后来随着苏联的那个，俄国的政权越来越巩固地那么它觉得这个必要性呢就越来越小，同时呢民族利己主义的东西啊就逐渐抬头，否则的话你为什么不还给我们，你说了你为什么不兑现呢。
王外马甲：我们且不说“加拉罕宣言”啊，它最后兑现了多少，但是在当时给中国人的自信心，那种生存下去的那种，那种愿望给了击打的鼓励，中国人突然觉得这个苏联的革命，它似乎是个好的，肯定是个好东西，因为有了苏联的革命，才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政府，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政府，才会出这么好个宣言，所以很多人才开始感兴趣说，这个苏联革命到底是什么，才使得很多很大牌的（中国）学者，开始很大张旗鼓地去研究苏联的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发展，如果从大概念上，你可以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给的，但是如果从更确切的角度上来讲，更真实的角度上来讲，它是“加拉罕宣言”的好感送来的。
解说：当时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这样回忆，在巴黎和会中威尔逊失败了，一个理想幻灭了，中国遭受极大的屈辱，因而爆发了“五四运动”，恰当此时，新兴的苏俄却在高唱“无割地无赔款的和平”，呼吁民族自决，俄国革命虽然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反共宣传又遍及各个角落，但俄罗这种论调，仍然像黑夜钟声，震人耳鼓，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谈助。
1889年，李大钊生于河北农民家庭，父母早亡，被姐姐带大，及长，变卖仅有的家产进入现代学堂求学，1903年负笈日本留学，1918年二月获聘管理北大图书馆。
黄修荣：他平时的为人是很包容的，但是他在政治上的主张则是泾渭分明的，本身的那个性格呢，具有河北那种义士的那种一面，非常的刚毅，李大钊呢他的文化功底不怎么好，但是这个人干事情非常扎实，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跟周边关系不同的人，他都能够处理得很好。可能就是因为他这种为人能够接受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才获得做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这么一个职位。
解说：李大钊并非《新青年》撰稿者中最一流的人物，他与陈独秀、胡适的影响力有所差距，但他是新文化阵营中唯一的一位北方人，性格醇厚温良，人缘极好，张国焘这样回忆。
李大钊先生不是说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扬过马克思主义，他很注重实际的资料和比较研究，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做较有系统的研究。
王外马甲：那么所有知识分子当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基准点，中国已经糟透了，用中药已经治不好中国的病了，非得用西药不可。那么关键你要吃哪一服西药。
黄修荣：所以当时在中国，最好卖的书就是翻译书。
王来棣：你像那个邓颖超那个采访里面，我们也涉及这个问题，因为她们那个“觉悟社”也是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连自己名字自己的姓都不要了，因为抽签抽到号码，一号到五号（作名字）。她们也不知道无政府主义是什么，也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从国外来的就模模糊糊地反对这个压迫的，反对剥削的，所以就觉得这个也蛮好。
解说：在所有这些学说中，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最科学的社会学，“五四”后越发受到知识界青睐，当时哲学家张东荪这样说。欧战结束前，几乎没有人谈社会主义，但欧战结束之后，讨论社会主义成为潮流。
顾则徐：马克思主义其实它是希望很急促地发生一个剧烈的社会动荡或者说社会剧变。
解说：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著作一改从前的晦涩难解，变得简明易懂起来，似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为中国和他自己都提供了一个坐标，一切都变得非常简明，一种有理论依据的革命运动将从此诞生。
顾则徐：因为知识分子他都要经世致用嘛，他老强调这个就是你要管用，它不是一个像欧洲那样经过很长，像文艺复兴、思想启蒙，慢慢地有一个国民性的改造以后，然后我去对政治也好，社会也好，这种理念作出一个选择，没有这个过程。
黄修荣：北京有两所并驾齐驱的很威风的学校，一个北大一个清华，但你发现，为什么对共产主义感兴趣的呢，对苏联感兴趣的都集中在北大了呢，清华呢它叫什么呢，它叫留美预备学校，那么这里头的人呢，他本身就是比较亲美的，那么相对来说留日的，或者说是这个和美国没多少关系的，这些人呢肆无忌惮地去拥抱新的一种学说，在北大形成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堡垒，由美国培养过的，有美国背景的教授，他就对共产主义呢，他就有所顾忌或者说有所保留。
陈晓楠：中国最早欢呼“十月革命”的，其实并不是李大钊，而是上海无政府主义者办的《劳动》杂志，无政府主义当时呢对中国知识界影响至深，“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曾被他们看成是反专制、反权威、反战争的胜利，但是当新生的苏俄政权开始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骂苏俄布尔什维克是吃人的强盗，当然也有一些人发出了不同意见，李大钊就认为革命镇压，乃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必要过程。
解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胡适，在“五四”之后于《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主义，“主义”只是浪漫的设想，美妙的词汇，它最大的危险就是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不用费力去研究那些具体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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