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 1965年～1976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都供应了越南。一些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装备，就优先援助给越南。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出了中国的生产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使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也要尽量满足越南的急需。中国对越南的无偿军事援助到1975年逐步压缩规模，至1976年方告停止。在整个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对越南的物资援助折价达200多亿美元。
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抵抗美国、统一南方的斗争，一开始即采取了坚决支持、积极援助的政策。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分析美国特种部队入侵越南南方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之后，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是年，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时特别强调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帮助，共同战胜敌人。你们不会丢掉我们，我们也不会丢掉你们。”
翌年3月，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研究如果敌人进攻北越，中国如何援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并就“中越两军协同作战计划”和“中国支援越南主要军事装备和后勤物资计划”达成了协议。
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7 月27日，毛泽东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谈道：“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
“东京湾事件”发生后，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同时加强了援越力度。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提出，应在云南蒙自地区修一两个大机场，以备援越空军的飞机无法在越降落时使用。并表示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增调空军师的事“要公开讲”。
关于援越兵力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线要充实，第二线要准备。同时，中越之间开始磋商实施一个新的军事援助行动，国防部长林彪率团出访河内。12月，中越双方签订军事协议，其内容之一为中国将派遣30万军队（5个步兵师和5个高炮师）开赴越南北方，以使越人民军可以抽调部分力量前往南方对美作战。随着越南南方战争的扩大，中国开始在更大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无偿提供军事物资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2年至1966年中国援助越南南方各种枪械27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通讯器材等。
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时苏联对越南的抗美、统一斗争采取的却是一种消极回避的 “脱身”方针，将对越南的支持尽可能限制在舆论方面，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较少。“东京湾事件”发生时，8月3日苏联《真理报》仅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报道，而且其消息来源于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事隔一日，苏联方面就此事件发表的声明，也是语调温和。
赫鲁晓夫为表白自己与越方的行动无关，还特意致函美国总统约翰逊，说明他是从华盛顿近日来的声明、美国军方发布的命令和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越南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的声明中才获悉该事件的。莫斯科的种种立场和态度，不能不令越南方面感到遗憾。在他们需要自己的社会主义盟友进行物质援手之时，到1964年夏之前，实际上却只有中国在向越南北方和南方提供各种武器装备、食品和运输工具等援助。
苏联的这种对越方针，造成了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主要依赖中国援助的局面。越南平衡中苏双方关系的法码实际上是向中国一方倾斜的。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的合作也掺入了排斥苏联的成分。1960年中越之间达成的一项军事合作协议即规定，在未获签字双方中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禁止接受来自于第三国的援助。这其实是对越南获取苏联援助的一种约束。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越两国之间各种代表团频繁往返交流，仅1964年第三季度即达32次，平均每月10次之多，而其间苏越之间的交往却只有3次。苏联在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地位大大降低。1964年8月13日黎笋与毛泽东会谈时，表示“中国的帮助与我们祖国的命运有关”的同时，就指责说“苏联拿我们作交易，这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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