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变故
在“反右”斗争中，父亲对运动不理解，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党与非党的问题曾作长篇直言。同时他对民革中央的“反右”颇有看法，态度消极。父亲的言行招致一些人的不满，一夜间民革大院贴满了邵力子和父亲的大字报。毛泽东、周伯伯知道后，保护了父亲，毛泽东批评某些人“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1966年初夏，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乱翻了天。学生不上课了，铁路车厢由学生乘了到处大串联……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红卫兵。
我家那时就住在父母家的隔壁，仅一墙之隔。
每年6月至7月，我父母都会到北戴河避暑，我因在学校教书有暑假，几乎每年都随去两周或三周。但那年我尚未动身，红卫兵来抄家了。第一批是以十一学校为代表共几十人，一天晚上按我家的门铃，声称是来破“四旧”的。我家是一座旧楼房，大儿子正好在家，立即开了门，他们一哄而入，楼上楼下乱窜。说实在的那时我家仅有几张沙发、桌椅，衣柜里一些衣物、首饰，他们翻箱倒柜，然后又塞回去搬到一楼堆在一起。我让他们贴上封条，内有我的英文打字机及飞利浦牌收音机一台。
过了几天，另外一批红卫兵又来了，坚决要把上批红卫兵封存的东西拿走。有一位老工人为他们推车，心中很不耐烦，直摇头。我很天真地恳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拿走我教学用具——打字机，及每天要听新闻的收音机。他们凶凶地对我说：“谁还要你教书呀！”当晚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父母亲，父亲决定次日返京。
第二天，父亲刚到家站在院子的台阶上，红卫兵就进大门了。
红卫兵指着父亲问：“你是谁？”
父亲很生气：“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红卫兵砸了只花瓶．拿走了父亲的佩剑，还责问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和语录，出门时把一把切西瓜的小刀也视为武器掳走，扬长而去。红卫兵走后，父亲对家人和机要秘书余湛邦说：“今后若干年，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为了不惹麻烦，父亲让人买回毛主席像和语录。余秘书无意中在父亲座椅对面挂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父亲看了很不高兴，问余秘书语出何处。余秘书说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
父亲问他：“你认为怎么样?”
余秘书回答了考察报告的时间、地点和对象。
父亲听了，一言不发。
过了一天，父亲家中的警卫都换上了红卫兵的袖章。父亲受到周伯伯的关爱，被保护起来了。
就是那次，红卫兵们听说我的先生周嘉彬有一辆摩托车，平时骑它上班。其实，嘉彬早已将摩托车送给他的单位——水利部了，可是红卫兵这次要在我家找。那么大一辆车，何处能藏？我家地下室和上层中间有一小块空档，红卫兵手拿皮鞭罚我爬进去，哪有？这不是没有常识吗？都是高中学生了！我当时只得服从，不然要挨一鞭子的。过了几天麻烦又来了。一伙红卫兵要住我家楼下，我们不得不应允。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人声嘈杂，外面找人敲门他们听不见，我们必须下楼为之开门。烟味上升令我不能忍受……一位老友夫妇见此情况甚感不安。他家有一处房子可住。承他们盛情我们一家移居水碓子。我们安稳地住了一些日子。
红卫兵来抄了多次家，《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中的近400幅珍贵历史照片就是我在红卫兵走后从地上含泪一张张地捡起来的。
忽然有一天我和嘉彬外出回家时邻居对我说：“你家来客了。”我见单元门口有一辆大吉普车。上到三楼家门紧闭，敲门保姆才开，原来水利部来人抄查文件。又过了几天水利部来人把嘉彬带到部里，说是隔离审查。这一段时期他不时写信要我送上零用钱、换洗衣服、肥皂、牙膏。那个年代我的小弟一纯也在水利部工作。有一个大雪天部门前有许多人在卸煤，其中就有他姐夫。后来我才得知嘉彬打着赤膊仅穿一件棉纱背心，从车上把煤卸下，身上汗流浃背。
1969年我父亲病危，母亲就和国务院有关方面说了话：“我的长子远在台湾，长婿如长子，能否请放周嘉彬回家看看他的岳父？如仍有问题，再叫他回去，可以吗？”嘉彬终于回家了。
在我们一家最艰难的时候，周伯伯出面保护了父亲。周总理知道后派解放军来接管了，红卫兵就进不来了。听说周伯伯还多次在红卫兵集会上宣传父亲的功绩，他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期间亲自接送毛主席，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1966年，周伯伯把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我们家属去，也不让通电话。借此机会，同时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老干部靠边站，父亲想不通。陈毅同志亲自来劝他说:“这是群众运动嘛，没有关系的。”不久，老干部一个个被打倒了。
1966年国庆节，父亲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红卫兵去你家了没有”。父亲回答说“去了”。毛泽东很惊讶：“你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去干什么?”
听了这话，父亲心里还是高兴的，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要打倒，而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回家后还把毛主席的话津津乐道地讲给我们听。
我的堂妹张素德后来撰文回忆父亲在“文革”期间与她的一次对话：父亲见到从南京来北京探望的素德很高兴，问起外面的情况，素德如实相告。父亲听着听着，脸色越来越不好，眉头深皱，他对名为破“四旧”、实则打砸抢整人的情况感到惊疑，摇摇头说：“若干年后，这将是个大笑话。”父亲又问素德外面有哪些大字报，当他听说除了有“打倒刘少奇”之外还出现了“打倒朱德、陈毅”等大字报时，说：“都搞到开国功臣头上啦!”还问素德：“孩子告诉我，不积极参加，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素德说：“是的，但我们反对打砸抢，任何时候都要讲政策，凭良心做人嘛!’，父亲点点头，微笑地说：“不当就不当吧，实事求是嘛。”
情况越来越糟，父亲熟识的一大批开国功臣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拉出去游街示众，甚至被逼死，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也受到冲击，父亲心情沉重。父亲从此很沉默，也不说话，每天看着报纸，一言不发。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
父亲不是突然去世的。他主要是长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心情很不愉快。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他身体一直很好，根本就没有具体病症，就那么躺着起不来，母亲昼夜服侍好几年，后来父亲就是浑身都软。
1969年4月6日，父亲去世。他岁数并不大，79岁。父亲生病期间，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东北最好的人参。平时，毛主席多次邀请父亲去他家吃便饭，有时还请我们全家。
父亲去世后，统战部当时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周总理则提出，一定要搞个仪式。总理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
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
父亲去世时，我和弟弟一纯在父亲身边。在生命的最后3年，父亲每天晚上都问下班回来的一纯文革的情况，问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
父亲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非常反感。他对一纯说过，“文化大革命”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父亲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父亲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1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
我父亲和彭德怀关系很好。解放以前他在西北工作，解放后也在西北。他对彭德怀很了解。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彭德怀担任主席，父亲担任副主席。后来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毛主席提出来批判彭德怀，我父亲就起来发言。这是我听父亲朋友的秘书说的，父亲发言说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
这封“万言书”寄到了周伯伯手里，周伯伯就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来广东找我父亲。父亲那时候冬天在广州休养。
高登榜看到我父亲就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你：“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请放心。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
这个事是周伯伯压下来了，实质上是周伯伯保护了我父亲。现在我明白这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当时其实不理解为什么不送信给毛泽东。
“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父亲曾经在面见毛泽东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那时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这几个元帅都被打倒以后，他在会上讲过这句话，我和一纯也听他当面讲过，他还说，“我一定去见毛主席！”
1967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父亲执意要见毛泽东，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了，就让一纯推着他到了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后他说：“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
接着又说：“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5%，党内我有许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你怎么办呢？”
讲到这时，毛泽东站了起来，他本来一直坐着，说到这他站起来了。
毛泽东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
父亲也站起来了，因为毛主席站起来了，一纯就扶他站了起来。但是站起来后，父亲并没有说话，一纯说看着他很沉闷、很沉闷，没有说话。他不能跟我讲什么心里不高兴的话，但他闷闷不乐。
林彪的地位越来越高，名字竟然排在周总理之上，父亲忧心忡忡，而周伯伯处之泰然。父亲一方面佩服周伯伯的谦逊，一方面为他的处境担忧。
(本文参考张治中著《解放十年来点滴活动》，张素我著《幽草晚晴集》，均为内部资料。文中直接引语对照《解放十年来点滴活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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