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开头难
如何抓住机遇，找准突破口? 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简称中航技公司）负责航空产品出口的工作人员，经过多方面的分析研究，认为只有面向第三世界，面向与我国友好并曾经接受过我国无偿援助的国家，面向与苏联关系紧张、又同西方关系不紧密的国家。
当时正逢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不久，埃及军队收复了西奈半岛，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其空军急需补充新的装备。埃及同苏联关系恶化，两国废除了友好条约，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并停止向埃及提供军需物资。埃及同我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并曾接受过我国的无偿援助。1979年1月，埃及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我国提供几种飞机、发动机和航空备件。同年2月，萨达特总统派图哈密副总理为特使，前来中国洽谈此事，邓小平接见时表示可以卖给埃及飞机，为航空产品出口开创了商机。
中航技公司负责出口工作的人员，过去都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搞外援、援外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工作，对出口外贸的业务很不熟悉。如何起草飞机出口合同就成为当时的一大难题，一些负责归口统一对外签合同的单位怕失去垄断地位，不愿提供帮助，只得四处求教，多方寻找参考资料。联系海运单位和运费问题，开始也碰了壁，对方板着面孔说，没有见到中央下发的关于允许哪一个工业部门自主出口军用产品的文件，难以接待。
出国推销产品需要用外汇，中航技公司的领导人赵光琛同志亲自到外贸部去找曾经共过事的部领导，该领导请一位主管副部长酌情借给。这位副部长则说：外贸部当前外汇很紧张，要想借上千美元，实在爱莫能助！
为了抓住埃及急需飞机的大好机会，没有等到埃方关于洽谈购买飞机的邀请信，就趁埃及民航主席于1979年2月底发来的邀请，请求派团赴埃及商谈修理安-24飞机的机会，抓紧派出了以中航技公司副总经理刘国民为团长的7人代表团，成员有：沈阳飞机厂试飞站副站长钱家骝，成都飞机厂设计所副所长沈永元，西安飞机厂工艺室副主任伍力，沈阳航空发动机副总工程师黄建，中航技公司项目经理卢贵智，成都飞机厂翻译刘明树。行前，吕东部长嘱咐：坚持要现汇，我们发展航空工业急需外汇，哪怕一个美元也是好的。
代表团带着仅有的5美元外币，于1979年3月15日抵达开罗，先由埃及民航安排住宿。但民航主席正在国外访问，对下未作交代，对洽谈飞机修理问题毫无准备。3月16日，民航总工程师只是出面应付了一次。代表团到达开罗后即向我驻埃大使姚广、武官孙丕荣汇报了来意。武官处及时与埃及国防部和空军司令部进行联系。当对方得知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已到开罗，并且是为了落实图哈密特使访华时商谈的事宜，立即把代表团接到另一个旅馆居住，招待食宿，并派一名联络官陪同，配一辆面包车使用。
谈判中碰到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如要求无偿援助，嫌歼6飞机性能落后，价格问题，运输问题，违约罚款问题，公司资信问题等等，必须一一面对，逐个解决。
坦诚相对，副总统拍板
首先是埃及空军要求急需给予无偿援助，其空军装备部部长反复强调，在最近的中东战争中空军损失巨大，希望这次仍无偿援助，下次再改为有偿贸易。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后面的事情就无从谈起。在此情况下，代表团知难而进，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推心置腹，坦诚相对。刘国民说：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中国不足300美元，埃及已超过1000美元。俗话说，富帮穷，万里行；穷帮富，没有路。所以，我国政府把无偿援助改为有偿贸易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埃及人民通过英勇斗争夺回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目前年收入已达10多亿美元。如果有的发展中国家想提出无偿通行，那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贸易方针是平等互利，遵约守信，我们的公司一定会身体力行。通过充满说服力的交谈，埃方朋友无不点头称是，并说：各位都是爱国主义者，为人处事理应受到尊重。此后，埃方在也不提无偿援助了。
最大的问题是埃及空军的很多军官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飞机状态，嫌中国的歼6飞机落后，只有其空军训练部门急需歼6保持飞行技术。因此，谈判举步维艰，进展缓慢，到4月中旬，对方声言暂停谈判，请我们留下合同草案，待上报审批后酌情再议。
面对谈判有可能破裂的严重局面，姚广大使同刘国民前往会见图哈密副总理，并请他将会谈情况转告穆巴拉克副总统。穆巴拉克对中国非常友好，他早年曾在苏联学习过飞行，回国后驾驶过图-16轰炸机，当过埃及空军司令，熟悉东西方的航空技术。他很快就紧急召见中国大使、武官和代表团，首先询问了我方可供应飞机的情况。刘国民等中方代表告诉他：歼6，相当于米格-19飞机，有现货，当年就能交付，技术成熟，价格低廉，质量可靠，很适用于训练和保持飞行技术。同时还推荐歼7Ⅱ飞机，它在米格-21的基础上做了多项改进，如加大了航程，增加了火力，提高了弹射座椅的可靠性等等，并说明了改进的措施，表示如果订购歼7Ⅱ，1981年就能交付。
穆巴拉克听后说：“飞机的情况清楚了，我让空军立即恢复谈判。回首往事，埃中友谊源远流长，1956年我们收复苏伊士运河主权后，是中国率先派来大批领航员支持运河复航。以后又年年大量购买我国的长绒棉，支持我们的经济发展。这次派代表团来洽谈空军装备，我们也很欢迎！”姚大使接着表示：埃及一贯坚持只有一个中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非常感谢，支持都是相互的。
第二天，埃及空军司令主动请我代表团重开谈判，诸事进展顺利。在签合同之前，埃方代表团团长主动出示了政府的授权书，而我方没有带授权书，驻埃使馆也不能代办，到国内补办也来不及了。刘国民团长急中生智，拿出一张曾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时的座位卡，上面印有国徽和本人姓名，表示这就是政府授权。对方并不清楚我国授权书的式样，也就不便深究了。于是在1979年5月2日和3日正式签定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两个合同。只有到这时，代表团的成员们才有心情去领略金字塔的雄姿和尼罗河的风光。
狠抓落实，乘胜前进
代表团回国后，航空工业部领导把执行这两个合同作为大事来抓。5月19日，部召集有关工厂和部机关各司局领导在北京开会，刘国民同志介绍了签合同的情况，陈少中副部长强调了执行好合同的重大意义，并具体安排了落实合同的各项工作。7月第一次收到了埃及的预付款2700多万美元。由于合同执行得好，1980年4月5日在北京又与埃及签订了出口60架歼7飞机及备份发动机、备件和测试设备的合同，总成交额2亿多美元。1979年5月以后，还陆续与其他一些国家签订了飞机出口合同。从此开创了中国飞机走向世界的新局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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