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桥头村（现沿背村）人，1905年3月23日生。他家庭贫穷，世代务农。6岁时，曾得舅舅接济，读过一年私塾。以后，即在家种田和为地主做应工（随叫随到）。
1920年，坊楼在外地读书的青年学生陈竞进、谢运鹏等陆续返乡，创办了新城小学，并与朱绳武等成立了莲花县早期共产党组织，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他们发现甘祖昌忠实可靠，便吸收他参加农民协会的工作。
1927年7月，省农民协会负责人方志敏来到莲花，在坊楼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会后，甘祖昌主动找到方志敏，请教问题。方志敏向他进一步阐明了农民贫穷的真正原因，从而使他对中国革命有了初步认识。
1927年8月24日，经谢运鹏、苏国珍介绍，甘祖昌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经萍乡芦溪来到莲花县境。部队在距甘祖昌家一公里路远的甘家村住了一夜，次日清晨即直扑莲花县城。开始，甘祖昌不知来了什么部队，便和群众一起躲进山里。部队走后，一个儿童在地上捡到一块“工农革命军”的臂章，甘祖昌这才知道是自己的部队。他立即赶赴县城，但部队已远去了。
甘祖昌入党以后，担任交通员。1925年春，他担任坊楼乡土改委员会主任，8月，调任莲花红色独立团军需处处长，后来又被派往井冈山红四军训练班学习。毛泽东在八角楼接见了他，亲切地询问了莲花县武装斗争的情况，最后说：“我们的学习班办不成了，敌人要发动进攻。你回去告诉县委，要组织好红军和赤卫队，狠狠打击来犯的敌人，你们扯住了敌人的手脚，就是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出力！”这番话，使甘祖昌终生难忘。
1930年12月，甘祖昌奉调湘赣军区红军兵工厂任副科长，负责制订生产计划、采购原料，还兼任会计、出纳，管理百余职工的伙食。由于他经营有方，工人每月能领到三四元钱的工资，干部能分到一点伙食尾子。
1934年8月，为策应中央主力红军，湘赣红军突围西征。湘赣军区兵工厂被编为红六军团工人连，甘祖昌任连司务长。行军时，甘祖昌总是打前站，为部队准备粮草，安排食宿，即使在每人每天只分到8粒蚕豆的最艰难的情况下，工人连也没有饿死一个人。11月，甘祖昌随主力红军长征。爬雪山时，他支持不住了，瘫倒在雪山顶上。幸好当时任弼时牵了一匹马走过来，让他紧紧抓住马尾巴才下了山。
抗日战争爆发后，甘祖昌所在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甘祖昌任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奔赴抗日最前线。
1939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断绝八路军军饷和军需供应，封锁陕甘宁边区。于是，中共中央将三五九旅从前线调回陕北，一面执行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一面进行大生产。
当时，组织上交给甘祖昌的任务是，负责领导修械所、纺织厂、鞋袜厂等军需工厂。这几个厂除修械所外，都是白手起家。在筹办大光纺织厂时，既无原料，又无厂房，既无织布机，又无熟练的纺织工人，真是困难重重。甘祖昌找到一个曾学过织布的红军战士崔米兰做师傅，办了一个织布训练班。他借用老乡的土织布机，用旧存的一捆棉纱试织成窄面白布，成本比市场上便宜三分之一。他向旅长王震汇报后，王震立即从警备团调20多名会织布的战士做技术骨干，再从旅直机关抽调部分公勤人员当学徒，并仿造了8架织布机，派人到山西购了一批原料，办起了纺织厂。不久，纺织厂又开了8眼窑做机房，新招了100多名工人，自制了10架织布机，改进了操作技术，从而在短期内解决了全旅l万多人的穿衣问题。由于甘祖昌工作成绩显著，1941年他被提升为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
1941年冬，甘祖昌随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艰苦努力，部队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4年，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南下至广东与东江纵队会师。部队要经过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的日军占领区，任务十分艰巨。此时，甘祖昌身体不好，经常咳血，但他坚持申请参加南下。南下北返途中，在广东八面山百熊镇，部队被日军重重包围，鏖战三昼夜，难以突围，甘祖昌旧病复发，高烧吐血，病情严重，王震动员他化装留下来看病，病好后归队，他坚决不肯，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跟大伙儿一起战斗。”最后终于胜利突围回到延安。
全国内战爆发后，甘祖昌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1947年，他调二纵队后勤部工作，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役。1949年调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进军新疆。
新疆和平解放时，国民党起义将领陶峙岳对王震说：“我们这里国民党票子很多，可惜是一堆废纸，就是粮食不多，吃饭是个大问题。”10万大军的军粮如何解决？靠内地进口，没有运输工具，远水不解近渴。王震同意了甘祖昌提出的派人到全疆摸情况的建议。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4个组，他带一个组一行8人，包括5个少数民族翻译，骑着马向白雪覆盖的北疆进发，走遍了戈壁牧场。20多天后，各组陆续归来，汇总调查情况。甘祖昌向王震汇报说：“有办法了，新疆连续3年丰收，群众把粮食埋在地窖中，不给反动派吃。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不收他们的羊毛，牧民们没钱买盐和茶叶。我们可以和苏联大使馆商洽，用牧区的羊毛换日用品，解决牧民的生活困难，粮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王震同意了甘祖昌的意见。经过商谈，苏联方面同意先提供一批茶叶、盐、布等日用品，用羊毛偿还。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很多小组，用银元、人民币和日用品收购牧民的羊毛。牧民们欣喜地发现，他们用同等羊毛换得的实物，比国民党统治时多一两倍，于是便纷纷拿出粮食来换日用品。这样，不但顺利解决了10万指战员的口粮问题，而且密切了人民军队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新疆政治情况复杂，一批国民党特务潜伏下来，囤积布匹等日用品，妄图哄抬物价，搞垮人民政权。甘祖昌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号召全军指战员增产节约，把每月津贴费抽出来办军人合作社。合作社的布匹和日用品价格比私商低得多，这样就迫使对方大幅度降价。他又准备从上海调进10万匹棉布，追使私商们卖掉囤积的布匹，从而把物价稳定了下来。
正当甘祖昌为建设新疆日夜奋战的时候，敌人的魔掌却暗中向他伸了过来。1952年春，他到郊区检查工作，途经一座30余米长的木桥，由于桥板被歹徒锯断，甘祖昌乘坐的车子翻到河里，甘祖昌身负重伤，上唇裂成三片，下额脱臼，鲜血直流。兵团卫生部部长潘世征给他做了手术。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外伤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昏倒，1954年到庐山疗养治病，仍不见好转。他每日发愁，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1954年军阶鉴定，同志们一致通过他为正师级，报到总政治部，被批准为准军级，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在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但回家后却对妻子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上写报告：“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当时，他的请求没被批准，1957年他又接着写。这一年，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向萧华提出申请。最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从新疆到江西，精简家什，却把家禽家畜优良品种带回去；带领乡亲种果树、改良田、修水库、建电厂、修桥筑路，恩施十里八乡，情系农民群众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家属从新疆动身回莲花。临行前，他对家人说：“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全家大小14人，行李精简成3个箱子，此外就是带了8只笼子，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航鸡。
甘祖昌一到家，就把弟妹们叫来，说了两件事：“一是我回来当农民，和你们一样是个平民百姓，靠劳动过生活。你们看我把新疆家禽家畜的优良品种都带回来了，为的是在家乡发展生产；第二件事，我们的家庭以前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以后有苦同当，有福同享。我回来了，大家一块过好不好？”大家表示同意，公推大弟森昌当家，甘祖昌和他的孩子们都服从他的指挥。
农村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都很差，刚回来的时候，甘祖昌住在墙壁乌黑、光线阴暗的阁楼上，白天苍蝇成群，晚上蚊子肆虐。老伴担心他的身体，怕他适应不了。甘祖昌却很安然地说：“这有什么关系，苍蝇多勤拍打，蚊子多挂帐子，没电灯早睡觉，生活不是很好么？”
他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叫醒孩子们，每人背个粪筐，到村外去捡粪。他边走边对孩子们说：“狗屎最肥，猪屎也好，牛屎差一点，但喂鱼最合适。肥料是，庄稼才能长好。”半年时间里，甘祖昌和孩子们为队里集肥上万斤。村民们在他的带动下，也都早起拾粪了。甘祖昌又对孩子们说：“现在抬粪的人多了，这是好事。我们不和别人争肥料，以后你们每天早晚割一担草。牛要吃草，又可以沤肥。”这样，他又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割草。
初冬的一天，甘祖昌把全家人召集到屋后的虎形山上说：“我们队里人多田少，应该扩大耕地面积，这片荒山多可惜，把它开垦出来种上蔬菜，栽上果树多好！”
小弟洪昌有不同意见：“这片黄泥山不长庄稼，种了也白费力！”
甘祖昌摇摇头说：“不是土质不好，而是你们开垦的方法不对。南泥湾土质比这更差，庄稼同样长得很好。主要是挖得深，水份可渗入底层，不容易被太阳晒蒸发掉。方法是先把表层土挖五六寸深放置一边，再深挖下去一尺，然后把表土覆盖在上面，施上些农家肥，庄稼一定长得好。”大家听他说得有道理，决定试着干。甘祖昌本人带头，一冬天挥汗如雨，挖断了六七把锄头。工夫不负苦心人，第二年春天，在这片用汗水浇灌的土地上，终于长出了半斤多重的大萝卜、十几斤重一兜的大番薯。在甘祖昌的带动下，周围的乡亲也向荒山进军。寒冬腊月，甘祖昌又带领孩子到离家七八公里的苗圃去买树苗栽种在虎形山上。连续4年，栽果树上千棵，成活率95%以上。待虎形山成了花果山时，甘祖昌又把它无偿地交给了集体，并嘱咐孩子们，以后不准再上山摘果子吃。为国为民，功成身退，这就是甘祖昌的性格。
甘祖昌所在的坊楼沿背大队（现为沿背村）共有1400亩耕地，其中600多亩是冬水田，常年水汪汪，人牛下田烂泥没腿肚，亩产只有100多公斤，因此全大队年年吃国家返销粮。怎样才能改造好冬水田呢？甘祖昌查看了16个垅、60多块冬水田的土质。他想起了城市挖地下水道排除污水的方法，便把大队干部和部分中青年农民召集起来开座谈会，谈自己的想法。生产队长谢回生说：“开沟排水的确是个好方法，可以先搞一丘田做试验。”
在甘祖昌的倡导下，由谢回生、刘云林、谢秋苟、刘范朗等5人成立了改造冬水田实验小组。经过试验，开沟排水的方法成功了，当年种的红花草，第二年就获得丰收。接着，就在全大队推广，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亩产提高了50公斤，脱掉了“吃返销粮大队”的帽子。为了支付社员的劳动报酬，甘祖昌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给大队社员发奖金，改造l亩冬水田，奖钙镁磷或过磷酸钙25公斤。20世纪60年代头3年，他共发出化肥5万余斤。由于他带领群众改造红壤和冬水田成绩卓著，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聘请他为科学研究员，并邀请他到南昌参加过3次江西省农业科学大会。
1962年农历大年初二，坊楼公社（现为坊楼镇）书记刘可兴来拜访甘祖昌。甘祖昌紧握着他的手说：“老刘，全公社七八百亩望天田亩产只有400多斤，每年要吃返销粮300万斤，种田的没饭吃，这个问题你非解决不可。”刘可兴谦虚地说：“我来向你请教，靠你老人家支持把产量搞上去。”甘祖昌点头说：“好嘛，我们合作！”刘可兴提出修水库引水灌田，这正说到甘祖昌的心坎上。他高兴地说：“我们公社的田就得了两种病：一是肺结核，二是胃肠炎。犯胃肠炎的冬水田我们大队整治得初见成效。我想利用修水库的办法医治肺结核的望天田是完全有效的。只要你能把这两种病治好，群众就会拥护你。”
为了修水库，甘祖昌和刘可兴跋山涉水去勘测。他们走到小五庙、龙潭冲时，甘祖昌说：“看看，这里是天生建水库的地方，山上有股长流水，山下是石底，水面也不宽，可以节约很多劳动力。”他又走到浆山冲，找到一个石底水面窄的地方，对刘可兴说：“这小河下游，曾建过两次水库，都让大水给冲垮了。现在我选了这个地方，估计洪水流量不会很大，最适宜建坝。”经过详细研究，决定第一批先建两个水库。
修水库的计划报上去了，吉安地区特派水利工程人员来勘测，整个工程概算需四五十万元，县里拿不出钱来，公社也只有几万元经费。甘祖昌左思右想，想到了附近停产的峙垅煤矿，如果先把煤矿搞起来，拿挖煤赚的钱修水库，经费不就解决了吗？公社采纳了他的意见。煤矿两年创造了20多万元利润，基本上解决了修水库急需的经费开支。
1965年8月28日，浆山水库工程正式动工，8个大队共抽调了100多个劳力脱产修陂。甘祖昌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吃了早饭就往工地上赶，和青年们一块劳动。大家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们得抓紧时间在来年春天雨季前完工，拖延时间一发春雨就糟了。到10月中旬，陂坝已建至3米多高，突然下了一夜暴雨，河水浊浪翻滚，汹涌而下，3米多高的陂坝被冲垮了，就连基底那块几十吨重的基石也被洪水挪动了位置。面对这种情况，群众议论纷纷，有的说：“这里地名南陂，就是‘难修陂’的意思，巴蛮要修，老天爷也会冲掉呵！”甘祖昌望着大家发愁的面孔，爽朗地大笑起来说：“同志们，大水冲掉了我们修的陂，老天爷毁掉我们3000个工，我们要它赔偿1万个工！”群众听了这话不懂什么意思。甘祖昌又解释说：“我们修陂不是为了引水灌田吗？要灌田就要挖渠修沟。天晴了两个多月，泥巴像石头一样坚硬。开渠费工又费力。现在下了这一场透雨，土质松软了，开渠一个工能抵三四个工，这不是老天爷赔偿我们1万个工吗？”一席话使大家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劲头又上来了。
10天以后，洪水消退，大家又回到修陂工地，重新开始修水库的工程。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只花了12.1万元资金，一座高19.5米、长25米、蓄水550立方米的浆山水库便建成了，21.5公里长的水渠也同时完工，渠水灌溉了十几个大队的数千亩农田，全公社水稻产量翻了一番。
水库刚建成，甘祖昌又和技术员王新安研究建发电站、机械修配厂和水泥厂等配套工程，再派人到福建找老战友帮忙，购买500千瓦的发电机组设备。王新安没有搞过水电站，甘祖昌鼓励他刻苦钻研，攻关破难，并派懂技术的党员干部与他一道到吉安、安福、萍乡等地参观学习。回来以后，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将发电机组安装完成，全公社家家户户装了电灯，彻底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
1968年冬，因家庭成分是地主而被“清洗”的建筑工程师刘乃基从西藏回来。大队造反派没收了他的存款和贵重衣物，将他监视在两间危房中居住。甘祖昌知道消息后，立刻找来有关人员，对他们说：“据了解，此人曾在西藏和平建设中立过功，同时有一技之长，应该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办事。建议安排他在社办企业中工作，专门负责全公社的桥梁建筑。”甘祖昌又找刘乃基本人谈话，鼓励他为家乡的建设出力，同时对他本人的生活也给予适当照顾。刘乃基感动地说：“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报答大家的关怀！”
从1969年开始，甘祖昌和刘乃基冒严寒，顶酷暑，为全社的建桥事业奔忙。修沿背大桥时，上级拨款7万元，刘乃基精打细算，只用了不到3万元。整个沿背大队共修了120多米大大小小5座桥，才花费资金2.2万元，还剩下8000元。有人主张把剩下的钱分掉，甘祖昌不同意，他说：“我们国家目前还很穷，应该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沿背大队的桥修好了，甘家大队的桥还没修，剩下的钱应该支援他们。”
在甘祖昌的努力下，当年12月的，甘家大桥动工兴建了。这天，甘祖昌脱下鞋袜，下河打桩，使群众深受感动。短短3年时间里，甘祖昌带领群众修建了12座大小桥梁，改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条件。
粮食产量要上一层楼，必须依靠科学种田。从1972年冬开始，甘祖昌就着手在生产队搞农业科学试验小组。接着，又创建公社农科所。农科所在甘祖昌带领下，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白手起家，一边实验，一边推广，使当地粮食亩产由300多公斤，提高到700多公斤。
为了加速农业机械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甘祖昌又协助公社办起了农机厂、水泥厂，举办拖拉机手培训班。为了集体的事业，他捐献了自己工资的大部分和历年的全部积蓄。他生活节俭，抽旱烟、打赤脚，衣服补丁摞补丁，家人也不许奢侈。但办公益事业从不吝啬。他常说：“为人民做有益的事，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
牺牲家庭，教育子女，为大众树立良好榜样；回乡29年，脑震荡后遗症奇迹般痊愈；80岁走完了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全部战斗历程
甘祖昌党性强、作风正，处处坚持党性原则，事事讲究实事求是。他对子女要求严格，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1950年，他的大儿子甘锦荣从莲花老家前往新疆，要求父亲供他上学或安排一个较轻松的工作。甘祖昌对儿子说：“你已经20多岁了，读书超过了年龄，现在工厂需要锻工，你就去学打铁吧！”甘锦荣做了半年锻工，身体实在吃不消，甘祖昌才把他安排在农六师学开拖拉机。
1972年冬，甘祖昌的大女儿平荣在吉安卫校学习，听说部队来招女兵，她正好符合条件，便写信回家要求父亲为她说话，照顾她入伍当兵，没想到，甘祖昌回答她的是一顿严肃批评。后来因为她品学兼优，经过学校组织推荐，部队批准而入伍。几个月后，平荣勤学苦练，射击成绩优异，被选送参加全军射击表演，甘祖昌才放了心。
1974年，甘祖昌最宠爱的小女儿公荣初中毕业了。班主任前来家访，说起现在农村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都想让子女升高中。但根据目前县里的条件，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够推荐升学。公荣在学校里成绩很好，表现不错，估计升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甘祖昌听了老师的话，就立即表示说，“农民生活好了，争着要孩子升学是好事，既然名额有限，就不要考虑我家公荣的升学问题了，让她回家务农吧。”老师走后，他又耐心地跟女儿解释说：“我8岁就开始劳动，你已经15岁，不算小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别小看了种田，学问大得很哩。你在家里也可以继续学习。搞农业科学试验，将来自学成才嘛！”公荣原先想不通，听了父亲的话，不禁破涕为笑，从此勤勤恳恳地拜老农为师，安心参加农业生产，每天出工在前，收工在后，受到群众的好评和生产队、大队、公社的多次表扬。
甘祖昌功成身退以后，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自己种菜自己吃，每件衣服至少穿10年。衣服破了就补，补好再穿，实在不能补了就拿去做鞋底。群众称他的形象是：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斗没有嘴，白罗布手巾肩上搭，走路笔挺快如风。
粉碎“四人帮”以后，甘祖昌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甘祖昌回乡29年，一直坚持与疾病做顽强的斗争。他对付脑震荡后遗症的办法不是“营养疗法”，也不是卧床休息，而是夏天光着头让烈日晒，冬天让北风吹。经过十几个寒暑的锻炼，脑子里淤血消散，脑震荡后遗症竟奇迹般地痊愈了。但与此同时，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却逐年加重。1970年夏天发作过一次，病情危重。经过组织上一再动员，他才去上海检查治疗，但半月后病情稍好又要求出院回乡。他说：“我是慢性病，在上海占个床位太不应该了！”1980年冬，他又突然患前列腺肥大症，尿道感染，经省医院转至上海华东医院治疗。第六天炎症消失病情好转，第八天他就乘火车出院回莲花了。1985年10月，甘祖吕旧病复发，莲花县医院立即组织抢救。住院期间，新疆军区首长和全体指战员派人来慰问，提出为甘祖昌在南昌盖房子，让他到南昌定居，甘祖昌摇摇头说：“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家节省点开支吧。”
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危。在弥留之际，他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地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1986年2月25日，甘祖昌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老战士，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全部战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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