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远征军老兵口述赴缅作战解救7千英军传奇战事

　　[导读]这段写入二战历史典籍的著名战事，作为亲历者，郑子煊的描述，在69年后的今天听来更为生动。

92岁的郑子煊和9岁的重曾外孙何长世。

　　赴缅作战打败10倍于己的日军 翻越野人山随部队在广州受降

　　远征军老兵口述解救七千英军传奇战事

　　2010年11月29日，湖南资兴市兴宁镇欧王街的一栋极为简朴的居民楼里，92岁的郑子煊端正地坐在木制沙发上，9岁的曾外孙何长世将一支香蕉递到老人手上，大女儿郑桂春在里屋张罗着一大家子的午餐。

　　这是一幅令人心动的天伦之乐的现实图景。

　　出生于1919年的郑子煊，一共育有九个女儿，个个生得标致体面，九朵金花的郑家，曾在女儿们如花似玉的年代，被前来相亲的人踏破门槛，至今，仍在当地传为美谈。

　　最大的女儿出生于1949年，最小的出生于1970年。目前，已有多个女儿退休。

　　郑的老伴是东北吉林人，是郑子煊在东北随部队起义后在当地找的。此前，郑已有了十年从军经历，其中，有七年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先后随部队辗转湖南、贵州、云南、印缅，并在密支那布袭击战中深受重伤。

　　尽管已是冬天，说到战争中受伤一役时，老人仍执意撩起衣襟，一定要让记者对着他的伤口拍照。

　　“这是鬼子留在我身上的印记，一辈子也没有消去，一辈子也不会忘。”老人说。

　　在岳麓山下整编

　　1919年7月，资兴兴宁镇欧王街上的一户普通人家添了新丁。由于家贫，这个取名子煊的郑家少年，七八岁时就随父亲上山砍柴，母亲虽是文明脚（因封建时代妇女普遍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裹了小脚，文明脚即指当时妇女缠过而又放开的脚），但为了生活，也只能每天外出帮人家洗衣服。

　　在女儿郑阳春的帮助下，郑子煊非常清晰地回忆起了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些事情。老人说，1928年，当他还只有9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当地的童子团，此后在乡人的带领下，他先后进入本地最有名的明心楼、合作楼、景兴楼等餐馆当跑堂。

　　1936年，郑子煊满17岁，这一年，他第一次走进了学校的大门，成为当地年龄最大的小学生。2年后，在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学习历程后，按当时三丁抽一的规定，被抽去参军。

　　“当时，上面下令抽调壮丁，而我正值壮年；虽然我读书不多，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我是知道的；另外一个现实的原因是，当时，我家里经济条件很困难，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当财政局‘湘岸税警’到县里要兵的时候，我就去报了名。”

　　郑子煊为了证实自己入伍时的情况，郑重地提出，当时负责招录他的“湘岸税警”负责人是郑广立（音）。

　　不久，包括郑子煊在内的新兵来到长沙油铺街入伍，编队后开往宝庆（今邵阳）进行新兵集训。

　　1938年3月，集训完毕的新兵开往长沙，驻防岳麓山下的清华大学。

　　需要交代的一个背景是，随着日军对我国东北、华北的入侵，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著名学府纷纷内迁，1937年11月1日，由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在岳麓山下开学。但仅一个月后，日军沿长江一线逼近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南迁至昆明，这就是抗战时期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郑子煊说，他们从宝庆来到长沙后，便在这里接受整编，部队番号定名为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部队（以下简称缉私部队），“我被编入第一大队二中队四连一等列兵，至今我还记得我们的大队长是贾幼慧，营长李希罕，连长于凯南，总团长孙立人。”

　　参与解救英军7000人的战斗

　　在部队整编期间，日军27架飞机侵临长沙上空，轰炸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图书馆。

　　“为了部队安全起见，上面决定，部队移防湘西。”郑子煊说，1939年，缉私部队驻绥靖车站继续训练，不久后，又转移至贵阳的牛场训练。“这个时候，我被调入都匀官兵教练所，被分配在军事二队第四学期学习训练，队长胡，副队长杨建坤。”

　　1940年，学习结束后，郑子煊再次回到连队，升为下士，任小炮班教育班长，这个时候，其所在的部队番号改为税警总团。次年，郑子煊调特务团第十连任中士班长，不久后，又升任上士班长、副排长等职。同年，税警总团改编为38师，孙立人任师长。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接到上级命令，要调往云南，准备赴缅甸参加远征作战。”

　　1942年4月，38师调往缅甸。

　　4 月14日，英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7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弹尽粮缺，陷于绝境。孙立人受命解救英军。4月19日，被日军围困的7000英军以及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余人被成功解救。（孙立人将军因此被英王乔治六世授予大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美国罗斯福总统亦授予他丰功勋章。记者注）

　　对于这一段已经写入二战历史典籍的著名战事，作为亲历者，郑子煊的描述，在69年后的今天听来，显得更为生动。

　　“英军发电报给我们师长，问能不能在三天之内将他们解救出来，电报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如果三天之内不能解救，他们只能选择投降。”郑子煊说，“当时，师长就回了英军的电报，称在明天拂晓之前，一定将他们解救出来。”

　　“当时日军是我们的10倍，强攻肯定不行，只能巧取。”郑子煊回忆说，师长让部队所有官兵、包括伙夫、文书在内，三个人一组，在敌人的阵地周围放火，结果漫山遍野都是冲天的火光，日军根本不知道来了多少援军，一下子就乱了阵脚。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战士已经摸到日军的炮兵营里，用手榴弹和冲锋枪一顿猛打。那些炮兵连开炮的机会都没有，就丢了器械逃跑。”

　　“当时，参与围攻日军阵地的共有700余人”，郑子煊回忆说，他当时就在这700余人中，“用所有机关枪对准目标阵地一齐开火，一下子就把日军打垮了。”

　　“尽管日军随后派了一个大队来增援，但此刻日军已是兵败如山倒，来增援的那个大队，很快也被打垮了，远征军就此攻克了仁安羌。”

　　野人山里的传奇经历

　　在郑子煊的远征军经历中，有这样几件事情深深地刻入了他的脑海中，至今依然十分清晰。

　　第一件，自然要数他从军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受伤经历。

　　“在于班战役，由于是在原始森林里作战，敌人飞过来的炮弹根本看不见，但爆炸之后弹片就扎到腿肚上了。”郑子煊说，正在作战时，他突然被炮弹击中腿部，当即不省人事，当他醒来时，已在医院里，这次受伤让其在医院躺了半年。伤愈之后，他又回到了战场。

　　“很多战友在那里丢下了性命，我却有幸捡回了一条命。”郑子煊说。

　　还有一次，郑子煊参与一次突袭战，赶跑了日军将领田中新一。

　　“那一次，天还没有亮，我们的飞机装了一个班的兵力，运到阵地的山头上，进行突攻，日军将领田中新一仓皇而逃，甚至连他的官印都来不及拿，丢在了阵地上，被我们的人检到。”

　　野人山的蚂蝗，也是让郑子煊至今不能忘记的天敌。

　　“野人山虽然不是中国领土，但这里的人，据说都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征战西南时期留下的部队的后裔。”郑子煊说，野人山山高林密，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你就是把靴子扎得再紧，壮硕的蚂蝗也能钻进去，一觉醒来，蚂蝗都胀死了。那里的蚊子特别大，被蚊子咬过后就会发烧。都是毒蚊子。”

　　很多士兵没有被敌人打垮，却死于吸血的蚂蝗和毒蚊子。

　　在讲述当年发生的那些历史细节时，郑子煊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让人肃然起敬。

　　“有一次，有几个日本兵到我们的战壕里来摸哨，前面几个都被我们的战友发现并消灭了。当最后一个摸到一个来自四川的老兵跟前时，这个老兵用机枪托把他砸伤，并一把揪住他，将他的舌头猛地从口腔中揪了出来，鬼子当场气绝身亡，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战友练过武术，有一身好功夫，肉搏战，鬼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在缅甸战场，敌军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不少来自汪精卫集团的伪军。”郑子煊说，由于事先不知道这一情况，远征军为此还遭遇了暗算。

　　“有一次，我们抓到了一批‘日本兵’。他们被抓后，不停地求饶，说的是中国话。我们当时以为他们是中国难民，就放了他们，没有想到，一转身，他们就端起机枪从后面扫射。我们死了不少人。”

　　“后来，我们就问他们，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帮日本人打中国人？细问之下，才知道，这是一批来自汪精卫集团的伪军官兵，他们自称，家里的亲人都被扣押了，不来不行。”

　　“这些伪军官兵虽然受迫而来，出于愧疚，他们在后来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丢了一些信号给中国军人。”郑子煊说。

　　1945，郑子煊结束了在远征军的战斗生涯，乘飞机至昆明，后又转道南宁准备向海南进发。就在这时，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其所在的部队奉命前往广州受降。

　　1948年8月，郑子煊所在部队（司令郑洞国，军长李鸿）在东北起义。根据当时的规定，起义官兵可以选择加入解放军，也可以选择就地转业安置。郑子煊在永昌路派出所落户安家，随后进入土建公司工作，1951年转回原籍资兴县欧王街。

　　老人现在生活起居颇有规律，身体健朗。九个女儿所传后代已达数十人，每逢年节，欧王街上的郑宅里，欢声笑语不断。当地一些志愿者也不时前来看望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