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2000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2000年至2004年为中央机关政府公务员，2004至2006年为我驻外使馆三等秘书，2006年2月至今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政治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
对于中国来说，詹其雄船长能否回家并不只是一个公民的安全与自由在海外遭受非法侵犯时能否得到祖国救助和保护的问题，也关系到一片被他人窃据的领土的主权地位问题。
任由日本“逮捕”甚至“审判”在中国领海正常捕鱼的中国公民，无异于变相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这个道理每个中国人都非常清楚。所以中国政府才会连续15次透过外交渠道表达抗议并且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
但对于日本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日本继续扣押詹其雄，能够体现所谓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满足国内民众的心理需求、体现跟着美国跑的决心、并把偷来的东西大模大样地摆在自家桌面上，可谓一石四鸟。
“释放”，哪怕是无条件地“释放”詹其雄却并不会影响到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也不会改变钓鱼岛目前实际被日本所控制的状态，在对美关系上蒙受任何损失，只是会让民主党和菅直人在日本民众面前很没面子。
当然，无条件“释放”詹船长这种可能性就当前而言，只具有理论意义。以日本人的性格，哪有不讨便宜的道理？
别说现在他们手中扣押着咱们的公民，就算他们的人跑丢了，还不是照样狮子大开口，他们在1937年就这么干过，不是吗？
当然，现在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再发生了。但唯因如此，这一回日本才会在詹船长的自由问题上格外多打算盘，这本来就是他们在钓鱼岛水域动手的原因。
日本当然不打算永远扣留詹船长，这样他们什么都得不到。利用抓人在手的“优势”待价而沽才是日本的如意算盘。
只要中国的抗议仍旧是外交层面的，日本就大可以国内民意压力为由不断推迟詹其雄的归期，直到争取到中国同意日方的某些条件。
倘若中国什么都不答应，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固然无所得，日本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和菅直人作为一位首相，却会在国内被奉为英雄，好处“大大的”。这种稳赚不输的心态为日本的嚣张气焰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在詹其雄船长的自由问题上，中日双方并不处在零和博弈状态，倒不是因为这事儿还可能有什么双赢结局――在领土争端上寻求双赢基本上属于白日做梦；而是因为就算日本把船长无条件地还给我们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输”了，中国也不能宣称己方获胜。
原因很简单，即便在某种情形下，詹船长回到了祖国，钓鱼岛也还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中。
他们要是愿意，随时还可以再抓扣几条中国渔船，再来一次詹其雄事件。除非在那片中国的蓝色国土上再也没有飘着五星红旗的船只驶入。而这恰恰是日本所希望的。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回詹船长固然是当务之急，对日本政府扣押中国公民的恶劣行径必需给予足够严厉的反制。
但是，我们的反制措施却不能以詹船长的自由为终结。
透过詹其雄事件，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已经昭然若揭，东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最终能把这片中国领土据为己有。
不解决詹其雄事件发生的根源，要回詹船长也远远谈不上是一次外交胜利。
作为结论，我们要詹船长回国去祭拜自己未曾见上最后一面的老祖母，我们也要钓鱼岛上升起五星红旗。这两件事情享有同等的重要性，解决时间固然有先有后，却不能互为代价。
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坚决要求日本交还詹船长的同时，还要坚决和可持续地强调我们对钓鱼岛的主权，这种强调绝不能只是姿态上的。
这两项主张只能通过强有力的行动而不只是强有力的语言来表达。
要想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便必需对破坏这一大局的图谋给予强有力的回击。在当前中日关系的力量对比态势下，中国的回击显然是有成本的。
事实上，零成本的反制在涉及主权和国家尊严的问题上本来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中国自身不可能不为我们的反制支付代价，我们应该对此有足够的勇气和忍耐力。
在反制日本的问题上，中国应该考虑的是给日本带来的绝对代价，绝不是相对代价。
就是要打在他们最疼的地方，不管我们的拳头会不会因此皮破流血甚至指骨骨折，而不是考虑打在哪里我们的拳头不会痛。
过多考虑姿态是否严正是否不违背全球化时代世界的“规则”，试图找到一种不产生回火不授人以柄的反制方式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有可能是有害的。
那么，哪里是日本的痛脚呢？我听说这个国家的失业率很高，好多人之所以还有工作是因为他们公司的海外业务部效益很好。好象有这么回事儿。
当然，我们也有失业问题，但在中国开办一家新工厂的成本比日本要低很多，好像也有这么回事儿。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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