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参与规画的政府内部幕僚们盘算,到时候聚集的媒体一定很多,该怎么呈现,会让更多的外国媒体愿意增加我方报导?“那就让辜老用中文回答,接着让蔡英文做现场同步英文翻译,毕竟这是在场外籍记者最容易理解的语文。”
这一招果然奏效,辜江高峰会后的记者会,现场涌入四百多名记者,其中有将近一半是外国媒体,辜老发言之后,蔡英文在记者会上完整、流利地向外国媒体转述辜老的话,以及此行参访内容,甚至指导外国媒体拼字,经过蔡英文这番解说,外国媒体的接受度相当高,会后普遍获得好评。
甚至代表团结束访中的行程后,辜振甫不走香港原路,而是取道日本东京回国,且辜在东京又再次举行了另一场国际记者会,“这些都是为了凸显两岸之间不是内部的问题。”同行的吴荣义说。
不管是选择从第三地进出,第一时间在国际间发声,争取国际关注目光,这些都可以看出负责规画此行的政府部门幕僚们精心的安排。
等到辜汪会晤结束后,幕僚群回到台北,搜集国外的舆论报导,一比较之下发现国外舆论有相当大比例是引用我方的讲法,“北京由于没有安排一个中翻英译者,那些外籍记者两边跑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东西被外媒采用比较多。”参与代表团幕僚作业,时任海基会副秘书长詹志宏说。从结果来看,此役算是成功地打了一场国际宣传战。
除了做好翻译的工作,第一次到大陆的蔡英文,透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旁观着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国家,当时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就是“什么东西都很大”。
由于当时两岸刚接触不久,双方的互动都还处于相互摸索阶段,就算有直航,那也是在很多年之后,所以那时候代表团是从台北出发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到达第一站上海。
海基、海协两会双方先在上海“和平饭店”八楼的会议大厅,举行暌违五年的“辜汪上海会晤”。结束了“辜汪上海会晤”,代表团一行也到新落成的浦东证券交易所参观。往浦东的路上,蔡英文看到很多大楼都已经盖好了,但是没有被完全使用,“上海那时候是有一点超前建设。”她说。
离开商业大城上海,往北来到政治中心北京,秋天的北京又给她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下了飞机,从机场往都会区的路上,她看到两边的路很宽大,路旁的树也很高,看着从眼前掠过的街景,她感觉到“这是个有历史的国家”,她也感受到“一种大的国家首都的气象”,但是在蔡英文的印象里,北京的路虽然很大却一直塞车。
“当我们的车子从机场走到北京市区里,就是不断地塞车,不断地塞车,好不容易,我们才到达目的地钓鱼台国宾馆。”蔡英文回忆。
才说钟不准,竟“自动”准时了……
如果问起参与辜汪会晤代表团的成员,到了北京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可能是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只“闹钟”。
辜汪会晤这种高度政治性的两岸交流,表面上,大家高来高去、客客气气,私底下却是处处机锋。
随行的团员记得,他们一行人准备了七支大哥大,好方便彼此联络,结果他们一到上海下了飞机、打开手机,就发现七支大哥大全部被死锁,根本没办法用,
“只有许惠佑(时任海基会秘书长)准备的紧急备用卫星电话可以使用。”当年同行的刘德勋(时任陆委会法政处长)说。
再来,到了北京,一行人落脚在古色古香的钓鱼台国宾馆,钓鱼台国宾馆住宿的经验也让团员们印象深刻。
当时整个钓鱼台国宾馆十二号楼全部空出来供代表团使用,也留了厨师,让一行人可以随时点餐,中方希望能够带给代表团成员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辜振甫是此行主角,当然他的房间一定是最精致、典雅,加上又有宽敞的会议室设备,一切显得相当完善美好。一行人放完行李,就集合到辜老房间,大家说是要参观﹁团长的房间﹂,当在场的每个人看过房间,都惊叹着说:“辜老的房间好气派喔!”这时候辜老突然说:“可惜了,可惜了。”
所有人一肚子疑惑,不懂辜老为什么突然说可惜,这时辜老就指着床头上的闹钟说:“不知道是不是太旧了,床头闹钟的时间不对。”辜老说着说着,大家也觉得肚子饿了,于是一行人就到楼下餐厅吃饭。
等到用完午餐,一伙人回到房间,突然听到平常稳重的辜老叫了一声,所有的人赶紧冲上前问辜老:“发生什么事?”这时辜老默不出声,就用手指着那个闹钟,大家一看,“闹钟自己准时了。”那时候,全部的人突然鸦雀无声,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隔至今十七年,回想起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情景,雕梁画栋的建筑,蔡英文已经不太有印象,她心中唯一的感受就是“每次你一出房间,就会有人帮你整理房间,让人很不习惯。”钓鱼台国宾馆太周到的服务,让当年负责辜老翻译英文的蔡英文“很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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