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中 有一群忧郁的“深蓝”选民(组图)

　　我们是蝙蝠

　　在台湾，外省和深蓝有一种天然的联想，除了已经被绿营奉为神明的郑南榕等少数外省人，外省的颜色往往蓝得如大海般深邃。早期的台湾，族群对抗并没有那么明显，也没有所谓的蓝绿之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登辉出于个人私利，放任台湾本土意识的无限膨胀，国民党当局由台湾的光复者，逐渐变成了耀武扬威的殖民者，随蒋介石来台的外省族群被划归为欺压本省族群的权贵，谈统一也变成了政治上的不正确，泛统言论被有针对性地排挤出舆论空间中。几年前一位在博物馆做志工的阿嬷，因为说自己是“中国人”，而被别有用心的记者上传youtube，被成千上万的网络乡民进行舆论霸凌。

　　“我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孙先生的女儿小诗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家还在台中，有一次我爷爷打的士，那个时候台湾的士有两种计价方式，一是用计价器，二是看价位表。我爷爷只是问了下司机怎么计价，就被司机骂是‘大陆狗’，爷爷气得手一直在抖。”

　　美国布朗大学的Varshney曾发表文章指出，公民社会并不一定能够消解冲突，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带来冲突。他以印度为案例，认为如果各族群只发展各自内部的社会网络，忽视族群之间的网络，族群内公民社会的发达反而会导致族群之间的矛盾加深。发达族群内的公民社会也会为暴力行为提供动员基础。

　　近年来，台湾的“公民”异常的忙碌。

　　在一个并不友善的环境中，深蓝或是沉默，或是随着在地时间的增加而拥抱本土价值，深蓝族群被渐渐边缘化。

　　“我们这辈人有一种原罪，”孙先生惆怅地说道，“我们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却又要为马英九背负十字架。”

　　有原罪的并不只是孙先生，虽然很勉强，但孙先生的父亲早年还是支持了李登辉，因为在孙爷爷看来，外省人欠本省人太多，也许需要一个本省人来当“总统”。

　　“但是他后来发现李登辉欺骗了所有人，他也开始变得消沉，”小诗说，“有一天，他突然拉着我的手问我，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我很害怕，轻声试探说台湾人，他暴跳如雷，大声对我说，记住，你是中国人!”

　　孙爷爷在大约十年前去世，留下孙家不能投民进党的家训，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孙先生没有张先生那份洒脱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大陆，大家把我当作台湾人，但在我生活的台湾，我却又不是台湾人。”孙先生感慨道。

　　伊索寓言中，蝙蝠徘徊鸟兽之间，无所归属。台湾著名作家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以蝙蝠类比眷村子弟，揭示了他们被中国和台湾“双驱逐”的生存状况。

　　“我就是蝙蝠。”孙先生苦笑道，他突然有点怀念眷村无忧无虑的生活，和在一起玩闹的本省伙伴了。

　　对于上一辈深蓝来说，只想给子孙留个清明的台湾

　　“台湾有民粹，没民主”

　　番薯与芋头，是曾经对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贬义称呼。虽然为外省人，但张先生和孙先生都和本省姑娘成了家，台湾也有了番薯和芋头结合在一起的新一代台湾人。

　　“我爸爸从不会给我灌输什么政治立场，”张先生的女儿小仪说，“但家庭环境还是有影响，我承认我是‘天然独’，但我对民进党也是天然的恐惧和反感。”

　　小仪对政治没有什么大的期许，两年前的“九合一”选举，当时还是首投的她，放弃了投票的机会，这一次，她也依然不会去投票。

　　“不过我会投‘立委’，给国民党。”小仪觉得这样理所应当。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塑造其成员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过程，而家庭是重要的社会媒介。深蓝家庭的原罪，无论多少，往往会被代代相传，变成诅咒。

　　“我不希望我的儿女背负我们的包袱，”孙先生动情地说，“我希望他们知足常乐，平平安安，但受爷爷和整个家庭氛围的影响，小诗最后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在一个天然独的世代里，他的女儿小诗俨然成为了一个异类，她为张亚中、赵春山这样有深蓝取向的大咖工作，将自己对绿营的鄙视毫无顾忌地表现在言谈举止中，而这一切对她而言顺理成章，面对可能的孤立和排挤，她并不感到任何的后悔。

　　她其实并不孤单，至少在这个圈子内，还有如王炳忠和侯汉廷那样的青年，接手了父辈的旗帜。

　　“大陆学台湾民主会学坏的，台湾有民粹，没民主”，小诗忿忿地说。

　　尾声

　　2016年，台湾又走入了一个四年的循环，“选举症候群”的阴影弥散在蓝营的心坎间，挥之不去。张先生依旧每天虔诚地听经诵经，佛祖的教诲，让他有了更随和的性情，也填补了他心中失去的空间。孙先生仍然在奋笔疾书，在波云诡谲的选战中，为新党摇旗呐喊，做着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份，对心中那份不知所以的乡愁手足无措。至少在此刻，他们还能真实地感受到脚下土地的敦厚，他们和众多的父亲一样，肩扛着这个名为社会的大厦，努力为自己的儿女争取一个空间，一个能够做出他们自己选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