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北副市长之女卧底伦敦妓院 暗访底层华工遭遇

　　Q：写作《无声告白》的美国华裔女作家伍绮诗和你都获得了欧美社会的关注，你觉得这能说明跨文化的华人作家的视角越来越能够被西方所接受吗？你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把种族或文化冲突作为矛盾点，这是在写作题材上的天然优势吗？

　　A：我不觉得华人的视角越来越能够被西方所接受，不过有关中国的一切，都比过去更受到注意，这当然和中国现今的经济力量有关。英国不欢迎中国劳工，但双手欢迎中国投资和中国观光客。

　　种族或文化冲突是许多跨文化/少数民族作者关心的问题，但不见得是天然优势。比如我在这两年关注极右派发展和种族冲突，发现这些议题通常是本地白人记者的领域，很少有少数民族记者涉及。这方面的著作中，也很少见到少数民族作者。我感觉写作题材的选择与社会资源比较有关。

　　“不过他们的生活，如何能真正了解他们？”

　　Q：2001年，你不仅进入英国西敏大学新闻学系硕士班，而且同年被教授推荐进入《卫报》，为何决定要做暗访调查记者？

　　A：自2000年多佛港悲剧发生，我开始全心关注移民劳工处境。2001年得知张国华的死亡，接下来的几年内走访英国上下工厂和农场，试图了解中国移民劳工生活。刚开始都是以传统方式采访。后来在和一位中国厨师谈话时，他“点破”了我传统方式采访的限制，问我：“你不过他们的生活，如何能真正了解他们是怎么过的？”

　　同时我非常钦佩德国调查记者刚特·瓦尔拉夫的敬业精神，他的著作《底层下的底层》我阅读多遍，他以暗访方式揭露一个虚伪的社会，他的勇气和智慧是我在英国一般媒体环境里看不到的。我也盼望能以他的方式，达到我的工作目标。当时在《卫报》主编的鼓励下，我决定做我的第一次暗访调查。而走向纪实写作，是因为它是表达我想说的一切最有效的方式。

　　Q：10年的卧底记者经历对你真实的生活和性格有什么影响吗？你的父亲和丈夫是否理解并支持你所做的工作呢？你的父亲曾向记者表示非常担心你的人身安全，不知道你如何说服他？

　　A：卧底经验对我来说等于是种训练，让我面对工作上的困难时会坚强一些，在方法上也比较大胆一点。我父母当然对我的工作是支持的，对于卧底，他们刚开始很担心，怕我出事。但几次卧底工作之后，我觉得他们也对我较有信心了。我最后一次卧底工作结束回家后，立即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父亲了解卧底工作的原因，也不需要说服他，只要报平安就行了。至于我的前夫（我于2011年离婚），他一直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很鼓励我，只是好几次我因工作长时间不在家，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关系。不过，我们的离婚是很“和平”进行的，到今天我们还是好友。

　　Q：你说到妓院偷拍是你自己最后一次做卧底记者，是因为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不利于做暗访新闻时的人身安全？以后想尝试什么其他职业？

　　A：其实不完全是人身安全的问题。我最后一次卧底回来，还有两家制片公司问我要不要替他们做卧底工作。我回绝的原因是自己当时已筋疲力尽，需要一些时间休息。而且我觉得有些制片公司对卧底（暗访）这种采集新闻的方式，并没有正确的了解，似乎将它当作“钓鱼”练习一样，看钓到大鱼还是小鱼，完全是试探性的。我认为这种试探性的采访不是卧底的正当理由，而且事实上很不正当。这类的影视媒体很多，我的想法是绝对避免为他们工作。

　　自上回卧底工作后，我一直专心写一本有关英国极右势力发展的书，明年2月出版。

　　白晓红，1968年生于台北市，其父是台北市前副市长、现任台北富邦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董事长白秀雄。1987年，白晓红进入辅仁大学西班牙语文学系，1991年毕业后留学并定居英国。2001年正式进入英国主流报纸《卫报》，报道劳工、移民、少数民族社区等问题。同时也为《声音》杂志做专题报道，并担任英国《女性主义评论》的编辑。代表作有：2008年出版的以中国非法劳工生活为主题的《华人耳语——英国隐形劳工的真实故事》，2012年以采访大量中国内地农民工真实故事写成的《散沙：中国农民工的故事》，2013年完成《隐形：性工作者在英国》一书以及一部隐蔽拍摄的纪录片。2015年出版简体中文版《隐形生产线》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