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混乱而复杂的时世中，一个接受了美国贵族式教育的女性，会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
那时的宋美龄，不仅期望过着美国式的上流社会生活，而且希望做一个现代女性，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能量。这一点，即便连旁观者都洞若观火，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蒋宋婚礼时，特地分析了此时的宋三小姐，称：“三小姐宋美龄，威尔斯里学院1915级毕业生。她和担任汉口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一样，与汉口国民政府立场相当一致。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他不再引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
蒋宋联姻被视为政治婚姻在所难免，蒋通过婚约接通江浙财团，并遥控其已成羽翼的黄埔系，其手握军、财两权足以让主政者侧目。
在两人双手交握的那一刻，民国史上的黄金搭档诞生了。
美国《时代》周刊如此评价这桩婚姻：仅仅一个家族的触须就分别伸向了中国伟大的首任大总统、今世的征服者、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国先哲的75代孙。
其时的另一家报纸则在标题上一语双关的写道：中美合作。
“改造”蒋介石
“到中国来游历的人，他们脑海里总特别保留着两种不同的中国女性的图画，一种是刚进中国口岸时所看见的许多以船为家的妇女，她们使着劲，淌着汗，驾了一叶小舟，做我们所谓的“摇橹”工作;另一幅是登岸后看见的现代女性，她们礼貌娴雅，不仅服饰美好，还能在社交场中，应对得宜，使满座生辉。侨居我国的外人，都有他们现实的观念，他们目睹中国的女性挣脱了古旧习惯的严酷羁勒，不仅从家庭的牢笼中走了出来，并且带着她们的才干和勇敢，进入了以前只有男性效力的，职业与经济的圈子。”
在宋美龄的一篇文章里，清楚地表述了她对现代中国女性，或者说对她自己的清晰的自画像。
在嫁给蒋介石很长一段时间内，宋美龄都没有出来正式工作。
这位宋家小妹，并非要潜心当家庭主妇。她有着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改造蒋介石。
信仰的改造首当其冲，“我只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宋美龄后来自己总结道，她的最大作用在于引导蒋介石。
让信仰佛教、儒教、三民主义的蒋介石转而信仰基督教并非易事。最初蒋介石为娶到宋美龄，答应宋母研究《圣经》，但是直到1930年方悟道受洗。有记载称，最终促成蒋转信基督教的因素相当偶然。蒋在中原大战中曾被困于开封附近，四面都被包围。在全然失望之境，蒋介石跪求上帝解救，并决心在得救后立即信仰基督为主。之后居然天降大雪，同时援军也自南京赶到，侥幸脱险的蒋认为自己祷告起了作用，于是转而受洗。
实用主义者蒋介石的信仰情结，和民间之求神拜佛并无不同。虽然如此，宋美龄强迫他接受的宗教信仰还是让美国人对他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亲切感，而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也使蒋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所改进。
在生活方式及文明礼仪方面的改造则一直持续到蒋介石去世，胡佛研究所公开的蒋氏日记有大量关于宋美龄的记录，显示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1930年 12月4日，婚后三年，蒋在日记中记录称：“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16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遽改。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所以然也。”幼年失怙的蒋介石，从小在母亲管教下长大，蒋母以严著称，蒋氏所受女性之关怀甚少，其日记中自云“恋母”情结，显系真情流露，从中也可以窥到蒋氏夫妇婚后之感情。
他对宋美龄“劝进”颇为认可，其日记云：“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彼之为余牺牲幸福，亦诚不少，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又云：“三妹待我之笃，而我不能改变凶暴之习，任性发露，使其难堪。” 诸如此类者甚多。
曾强烈反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宋庆龄，1940年在香港时，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一句颇为公允的话，她直言蒋和宋的婚姻，“一开始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了爱情，美龄真心诚意地爱她，蒋也真心诚意地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糕。”
推动社会改造
除了“改造”蒋介石本人，宋美龄更热心的另一工作，则是社会改造。1933年盛夏，宋美龄在庐山避暑时，有传教士建言，南京政府如欲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应该使外国政府和旅华外人对蒋政权有好印象。美国正推行“新政”，中国应该也有改造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一点就通的宋美龄将此转述给蒋介石。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
之后“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于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7月1日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则为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并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倡导人。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各县设立分会或支会1333个。
“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推行“新生活运动”（当时简称为‘新运’）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成就感。初期的“新生活运动”除开展整齐、清洁两项中心工作以外，还开展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服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三十多项活动，这些健康、文明的社会活动在提高公民素质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1940年“新运”畅行之际，宋美龄曾连续撰文给重庆的《中央日报》，集中而相当醒目地表明自己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观念。在“妇女与家庭”一文中，宋美龄直言中国女性“尽管她们只是在最近才确定了她们自己的地位，并证明她们的价值不仅限于家庭范围以内的事务，但她们是人，是公民，也是妇女。”
这位第一夫人显然是以一种进步的观念宣扬一种新女性主义，宋美龄举出了妇女觉醒的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新思潮在中国——其开始各阶段即较西方各国为有革命性——如有实行可能，中国人常会一反其显然保守的心理，而迅速有效的予以采纳。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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