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失去大陆检讨:我们对共产党太宽大(图)

　　共产党对自己的敌人是认识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早在1926年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乙)“宣传不能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中，蒋介石说，1927年清党的成功，1935年围剿的胜利，使“匪党及匪军已走到完全绝灭的境地”，国际共产党却制造了一些论点，向社会和政府散布，“而我们的宣传不能主动，理论亦缺少战斗性”，“屡次下定决心，而又复随时动摇，不能坚持到底”，而让共产党成功。他举的共产党的论点第一个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二个是“共产党可能消灭，共产主义不能消灭”;第三个是“共党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而必须求政治解决”。分析第一个论点时蒋介石说，本来苏俄的共产主义和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反民主的极权主义逆流，但希特勒兴起，1935年共产国际指使各国共产党与社会党乃至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以致各民主国家在共产党的煽动下，造成对法西斯的恐惧，在“反共就是法西斯”的“假逻辑”下，国民党没能彻底消灭溃败的共产党及其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是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为法西斯统治，“牵制了我们的反共斗争，使我们不能不与共党以对等的地位而进行和平谈判与政治协商”。蒋介石以这两个实例说明宣传的失败，并说这是“反共过程中自认为重大的缺点”。蒋介石“批驳”第二个论点说，共产主义“是彻底反人道主义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系统”，在当年剿共成功和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的宣传没能打破共产主义不灭的论点，致使其广为传播，“不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并且动摇了社会上对我们彻底解决中共的信心”。对于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蒋介石说，共产党全力向国际社会散布军事方法只能解决共军而不能解决共产党，散布军事解决必使国家财政艰难，人民生活困苦。蒋还说，共产党的论点使社会和国际人士认为只有政治解决一条出路，使“剿共戡乱的政策为之根本动摇”，于是造成不战不和，边打边谈之局，最后让共产党“单独使用武力，来推翻政府”。

　　国民党的宣传确实不如共产党成功，毛泽东有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从来都是这样做的。

　　在(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中，蒋介石说共产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准备暴力，为了最后决战，而国民党却手段不彻底而招致失败。他分四个方面论述。一、“我们是以有限战争对共党的无限战争”。蒋说，因受国内外现实环境的牵制，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能调动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各种力量，结成统合战力，只能作有限战争。所以“不能对付共匪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总体战”，而注定失败。二、蒋介石认为，他们自信太过。他写道：“从今日回溯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民族至上’的原则，自信太过，…因而对待他都是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 ，于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阴谋，得以死灰复燃，竟为我整个中国大陆招致今日这样空前的灾祸。”三、“我们对共党防范较严，而对其外围组织及同路人过于轻忽”。蒋介石说，共产党有很多外围与群众组织，从中吸收党员、训练干部，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够重视，没有破坏共产党潜伏和发展的基础，以致“共党及匪军虽经多次被我击灭乃至败亡，而他仍能借尸还魂，贻害国家”。四、“我们的国民心理不够健全，而精神动员未能贯彻到底”。蒋介石认为，中国百年来受不平等条约束缚，以致国民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国民革命救亡图存，就是要重建民族心理，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心理建设的努力，激发了抗战中的民族精神。而抗战后，不平等条约废除，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尚在萌芽中，由于受国内共产党宣传民族失败主义和国际共产党对“我国家的信誉加以诬”，“而我们心理建设的一切努力，都为其所抵消，而归于失败”。“而我政府剿共戡乱的政策，也就在这样无法全面动员来支援前线的情势之下，招致失败了。”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共产党及其军队都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国民党是斗争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

　　在(丁)“外交陷于孤立与经济陷于崩溃--通货恶性膨胀”中，蒋介石说这里的失误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苏俄的交涉总是陷于被动，而莫斯科对条约总是随手签订，又随手撕毁。二是与各友邦总是立场和意见分歧。蒋介石说，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试图先影响美国舆论，再在战场上击败国军。他说美国共产党和同路人，“抨击我国民政府，尤其对我个人的诽谤，几乎用尽了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名词”。国际上的挟制，使国民政府陷于孤立。三是通货恶性膨胀，结果是经济陷于崩溃。蒋介石说，抗战胜利，本应军队复员，各安生业，国家建设，亟待进行，但共产党挑起内战，而打仗要浩大的军费，因此造成战后建设资金短缺。他说在国内是共产党破坏经济建设，国际上是莫斯科破坏中美经济合作，使得美国多次将已商定的贷款无限期停止。蒋介石也承认战后的三届行政院都有经济政策的失误，这些因素的影响，使经济形势日益恶化，而无法遏止。国民党大佬陈立夫在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也认为经济崩溃是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而他把抗战后经济失误的原因归罪于曾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认为宋子文满口洋腔而不懂国情，他的经济政策一无是处。

　　检讨的第二大部分是“我们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蒋介石认为，上述四点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还可以设法补救，只要战略和政策没有错误，虽是以拙制巧，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而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则是致命的。毛泽东也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蒋介石说，一般认为，接受雅尔塔密约，接受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停，剿共未成就实行宪政是国民党的重大错误，而他不这样认为，他总结的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是：甲、对俄复交，乙、收编共军，丙、对东北问题的处置，丁、对停战协定的方针。

　　蒋介石谈到对俄复交时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莫斯科为了阻止日本北进，希望与中国复交，中国极为慎重，直到1932年12月才宣布复交。接着他分时间段论述道，1933年至1937年这5年，两国关系没有任何进展，“而苏俄反而力谋与日本接近，最明显的就是他出卖我们中东路予伪满洲国”。到1937年以后，中俄两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和易货协定，但“事实上苏俄对我国输出的货物，所索取的条件至为苛刻”，武器也没有零配件。1941年4 月，苏俄与日本订立中立协定，鼓励日本的侵略，中俄和平共存已丧失其根据。蒋介石还说，苏联派驻中国的使领馆和贸易机构都是其部署间谍组织、指挥中共“颠覆我国家的机关”。“上海的苏俄领事馆不仅成为中共对日军特务机关的联络处，并且代表莫斯科给予汪伪组织以鼓励和支持”;“驻迪化(今乌鲁木齐)的领事馆更是制造新疆一切事变和纠纷的指挥台”。他写道：抗战前后十四年的经历，说明了“只有联俄才能抗日”是一种幻觉，“也说明了我政府为了抗日而对俄复交，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说到收编共产党的军队时，蒋介石说，1934年“剿匪”胜利后，着手对中共政治解决，七七事变后，进而收编共军，这虽是日本侵华所迫，而“我们误认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胜过一切’的自信太过，而予以接受”。蒋说，这使得中共利用国军集中力量抗战之机，扩张其武装。他认为，事实证明，收编共军，容许共产党以同等地位参加抗战，对抗战是无益而有害的，这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写道：1945年至1946年，“苏俄对东北既显然违约背信，我们亦决定了停止接受东北的计划，最后又复动摇，仍然与他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他认为这也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蒋介石反思，东北问题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当时既不能单独解决，就应该停止接收，将东北问题提交联合国公断并公诸世界舆论。这样在国内能集中兵力于关内，“戡定中共的叛乱”;在国际能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而国民党受国际国内牵制，决定之策不能坚持，同时将国军精锐调赴东北，陷于一隅，“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对停战协定，蒋介石说当时国民党政府太顾虑对外关系，以致处处被动。要是集中力量，执行1946年1月的停战协定，“对于共军违背协定的军事行动，加以严厉的制裁，虽发展为全面战争，亦所不顾，那还是可以获得最后胜利的”。他说，不幸对内决心不够，对外中途动摇，铸成大错。

　　蒋介石总结说：“我们中国立国处世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责于人’。若要追问过去大陆上反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只怪我们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建设没有基础，因之对强权侵略者，没有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力量。更只有怪我个人自己，在这长期反共斗争中，应该见到的，未能预见，已经见到的，又未能取信于人。”他还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觉、埋头苦干、雪耻图强，就能抗俄复国。

　　蒋介石所说的错误和失败都是共产党的正确和胜利，他越是痛切的懊悔之处，往往正是毛泽东最为成功的得意之笔，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这两个对手对同样问题的认识。当然，还有许多国民党政权失败的重要原因蒋介石没有说，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让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信仰社会主义;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没有符合广大民众向往民主自由的愿望，没有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各级官员贪污腐化，让百姓怨声载道;大多数农民生活贫困，对现实不满;等等。对这些问题，不知蒋介石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想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