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下跪经历了“双方地位平等”到“下对上的礼节”的转变，后来在日本，下跪才演变成为谢罪的形式。
下跪的最初形式是跪拜，是一种双方互动的礼仪。
上古之时，不分贫穷贵贱，一律席地而坐，其方法是“两膝著地，以尻著踵而安者为坐”。也就是说，人们以双膝着地，臀部抵于脚根为坐。人们采用这种坐姿时，如若需要向某人表示敬意的话，只要将腰杆伸直，臀部离开脚根，即演化为跪姿；而当人们以手触地之时，则演化为拜姿；以头触地，则为叩首。古人认为，不跪不叫拜。拜，在古代就是行敬礼的意思。
那么，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人把平等的“跪拜”变成了自贬人格的“下跪”呢？
这就不能不提起一个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人物，他就是西汉初年的叔孙通。刘邦七年的时候，叔孙通倡导宴席礼仪：刘邦皇帝入席跪坐时，群臣“皆伏抑首”。
上下平等的“跪拜”变为上尊下卑的“下跪”了。随着皇权的一步步加强，到了清朝，臣民觐见皇帝更是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使得下跪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一方高高在上，另一方位卑屈膝。
后来，下跪又衍生出了请求、谢罪、求饶、感激、羞辱、惩罚等含义。
在日本，据说下跪是从昭和时代开始才演变成为谢罪的形式。
深受日本耻感文化影响
台强冠老总下跪致歉、喝下猪油的新闻出现后，被许多网友评论为“日本遗风”。
看到下跪致歉，第一反应确实极易联想到热爱鞠躬、下跪致歉的大和民族。并且不得不承认，1895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台湾经历了50年的日据时代，并且由于地理位置的相近，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深受日本影响。
在日本，下跪是比较普遍的事。据日本的电视台在街头的随意调查，有三成的人承认有过下跪的经历。
日本人下跪的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业务关联会社的人，比如工作中出现了什么失误，给对方带来损失时，赔礼道歉不足以表达谢罪之意，便下跪；二是对家人，比如做了什么对不起家人的事，男人有了外遇等，下跪求饶；三是对上司，工作不力，遭受到上司斥责，下跪赔罪。可见在日本，普通人遇到正常范畴内的错误也会下跪，尽量不给人添麻烦的思想使下跪成了常事。
而日本人的下跪谢罪习惯则源自于其“耻感文化”。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受美国政府委托，鲁思·本尼迪克特通过其研究报告准确的预测并指导了战后美国对日政策，并据此出版《菊与刀》一书，此书贡献了对日本“耻感文化（shamecultures）”的阐述。
在他的书中，“耻”可以理解为因为别人的讥笑或排斥而产生羞愧感，进而形成对自己行为的约束。而这种耻感更加侧重于形式，而非侧重于结果。
“下跪”即是一种外在形式的表达，这也就解释了在耻感文化影响下的人为什么总爱下跪。当然，从另一方面讲，重形式的结果，往往是跪是跪了，但道歉可能并没有走心。而这点在政客换取政治资本时尤其明显。
政坛的“下跪风气”降低了下跪门槛
下跪，也是日本的政治家在选举中的惯用手法之一，有些候选人在选举中没有谈什么政治抱负，只是在众人面前下跪，以博取人们的信任和同情，由此当上议员，这未免让人想到下跪成了一种捞取政治资本的伎俩。
台湾也不例外，“下跪文化”在政坛似乎格外发达，从地区领导人到民意代表，争相以下跪为时尚，似乎不下跪就难以彰显努力从公的决心，愈到选举紧绷时刻下跪就出现愈多。1997年台北县长选举，卢修一选前“单膝一跪”，让当时陷入苦战的苏贞昌反败为胜。2002年台北市长选举，在马英九领先优势明显情况下，宋楚瑜在造势晚会上“激情一跪”，有人感动落泪，有人则莫名其妙。
除了台湾的“大领导们”，政坛其他人也不甘落后，2012年8月，参选宜兰县礁溪乡长补选的林成功，与支持者下跪发誓，坚持清白参选。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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