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秉安：直面“大逃港”是一个进步
陈秉安，湖南人，1951年出生，记者、作家。2010年出版了《大逃港》一书，首次揭秘了大逃港事件。
1978年，习仲勋（中）在广东惠阳地区考察。
个人简介
陈秉安，湖南人，1951年出生，记者、作家。2010年出版了《大逃港》一书，首次揭秘了大逃港事件。
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逃港潮，以及习仲勋复出主政广东、治理逃港的历史。当陈秉安看到这段剧情时，无限感慨：“长期以来，史界对这起长达30年的大事件几乎完全忽视了。现在能直面‘大逃港’，是一个进步——历史，不该沉于河底！”
提到逃港，陈秉安最有发言权。1988年，他在深圳一家杂志社工作，此前他在采访时听很多人提过逃港，并深受触动，就决定写一写这个题材。此后22年间，他奔波于深圳农村的旧村瓦舍、山中小径；还在朋友的帮助下，化装潜入笋岗桥收容所听逃港者们的倾诉；也曾游走在香港穷街陋巷以及高楼大厦间，听逃港者谈他们的坎坷与得失。在他采访的数百名大逃港亲历者和见证者中，不乏富商巨贾，比如金融集团总经理叶小明；也不乏政界高官，比如广东省委原书记习仲勋。
陈秉安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时说：“从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变化，可折射出政府执政理念的变迁。”
两边收入相差100倍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反右”“四清”“文革”“上山下乡”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煎熬，使得逃港现象绵延了整整30年。
据我掌握的资料，历史上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各个阶层的都有，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建国初期的逃港，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同，以国民党残留人员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居多。1957年、1962年逃港主要是由于国内生活条件差，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得经济问题雪上加霜，“反右”“大跃进”更是引起了大饥荒。1972年逃港的主要是知识青年，他们认识到“文革”是错误的，又看不到回城的希望，所以萌生了逃港的念头。1979年逃港则是由一则“伊丽莎白女王诞辰时香港将大放边境3天”的谣言引发的。
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内地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宝安县（1979年3月改为深圳市）不同，这里与香港接壤，把香港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宝安县一个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平均是0.7元，而香港则有70元港币左右。一边早就用上了电视、冰箱，另一边只能吃红薯、咸鱼……悬殊的差距，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我接触过一个舞蹈演员，那时在《红色娘子军》里演洪常青，逃港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一瓶养乐多。他告诉我，每当有香港人过这边来的时候，当地的孩子总是跟着他们。有一次，一个香港人给了他的孩子一瓶养乐多，孩子喝完后还不肯扔瓶子，拼了命地想把最后剩的一点东西吸出来。这个演员觉得让孩子吃别人的东西已经很没尊严，而那种吃相更让他心疼，于是下定了要逃到香港去的决心——他游了5个小时，游过了深圳湾。
我还见过一个逃了12次的人，都被抓回来，到了第十三次，边防战士都不好意思再抓了，他终于跑过去了。
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年终汇报说，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了。位于香港新界的罗芳村原来并不存在，几乎都是深圳罗芳村的人迁过去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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