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客香港自由行历史:最初是香港求着中央放开的

　　从政之路

　　适逢当时内地改革开放，26岁的梁便加入1979年成立的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这是一个由约20名包括法律、金融各界专业人士组成的香港民间组织，帮助内地的城市、港口，制定法规和吸引投资，教大陆官员做生意，例如买卖土地、招标。

　　当时内地刚开放，邓小平宣布深圳为特区，作为改革试点。梁振英常回深圳当义工教师，不时过夜。那时深圳生活水准甚低，在深圳招待所十多人挤在一间房睡一晚，滋味虽不好受，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却让他有机会接触内地官员，深受器重。

　　1984年，中英谈判进入尾声，中央政府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的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底届满。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问题，整个新界、包括新九龙的地产市场就会膨胀，出现大问题。然而在1984年的时候，中央政府尚无“房地产”、“年期”这些概念，碰上这个问题，不知从何入手。于是，港澳办找到了经常在内地讲解香港土地制度的梁振英做参谋。

　　梁振英建议，无需业主实时拿出大笔钱补地价，而以征收新地租的方式解决新界地契年期届满问题。梁振英的建议，后来也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土地契约”的主要内容，令界限街以北新界全部土地和楼宇买卖从此无年期之忧，稳定了大家对地产市场的信心。

　　到了1985年《基本法》咨委会成立的时候，梁振英获邀担任委员。1988年，毛钧年卸任《基本法》咨委会秘书长，由30余岁的梁振英接任。

　　由于梁振英深受中方器重，不单已故的香港民主党元老司徒华在他的回忆录《大江东去》提到他是“地下”共产党员，曾入党的学友社前主席梁慕娴也相信梁振英已入党。但面对“共产党员”的疑问，梁振英一直否认。

　　梁振英在内地讲学，渐获赏识，他的卖地知识对正大力发展地产的深圳、上海尤其有用，两地相继请他帮忙，策划卖地。1989年后，时任上海书记的朱基邀请梁振英所属的仲量行到上海开独资公司，深圳政府亦向他招手，但仲量行其他英、澳籍合伙人无兴趣，计划告吹。

　　眼见深、沪大好机会，梁不想错过，遂于1993年离开仲量行，自立门户，开设梁振英测量师行，从东家聘请一大批旧同事过档。他的测量师行于1999年跟新加坡及英国两公司合组戴德梁行，他于2007年当上新公司亚太区主席。

　　1997年香港回归后，梁振英获任行政会议成员，至2005年任行政会议召集人，为特区政府出谋献策。

　　2003年SARS肆虐香港，市道凋零。梁振英受时任特首董建华之托，在一个寒冷的春日飞往北京，为中央开放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作最后破题商讨。梁自知重任在肩，想早机去晚机回，好让董建华早作部署，他连御寒大衣也没带便上路了。

　　到了北京直奔某领导人家中，甫坐下，领导人劈头一句：“梁振英，你好好考虑清楚了。中央不是不愿撑香港，只是担心我们这边门一打开是关不上的。日后那么多内地游客去香港有可能引起逾期居留、治安等问题，香港承受得了吗?”梁振英立即对那位领导人说：“这些顾虑我们早就思考过了，既然中央支持开放自由行，香港会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的。我们对香港的警察、海关、入境处的工作都有信心。”当时梁振英没有请示董建华，而先斩后奏。时至今日，香港每年有2000多万自由行的游客，香港的商家忙得不可开交。这一切都有梁振英的功劳。

　　淘大业主委员会主席叶兴国也披露了梁振英在2003年的一段难忘经历。当年淘大因SARS疫症沦为死城，众人避之则吉，值此人生最困难之时，并不相识的梁振英透过朋友相询“有什么可以帮忙”，并坐言起行带领香港专业联盟的一批专业人士“杀入淘大”，为E座防疫改善喉管工程出心出力，亲自监督直至工程完成。叶兴国称赞说：“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大吹大擂，大锣大鼓，没有从苦难者身上拿任何的政治利益或好处。”

　　争议人格

　　虽然现年57岁的梁振英，由一个穷小子打拼至香港新特首，正是一个奋斗榜样，但梁振英从政30年，给部分人的感觉却是“看不通、摸不透”的深沉感。

　　梁振英多年前任港台节目《各领风骚》主持，2004年6月26日播出的一集，他在英皇书院中一的同班同学罗致光应邀为嘉宾。罗是民主党党员，与梁的政见大相径庭，但不时有来往。在《各领风骚》中，罗致光坦言：“很多人觉得梁振英奸，我试过和他饮完茶，就被人说，‘哗!你和那个奸仔饮茶啊!’”

　　事实上，这些年来，梁振英也被卷入不少争议性事件。1996年时，安子介曾公开推许梁当第一届特首，梁公开响应称“N届都唔选特首”。结果他现在参选并成为特首。外传1997年特区政府宣布“八万五建屋政策”，梁振英是始作俑者，但梁振英一直不肯为当年提出的这一政策负责。香港许多政商界名人都说，梁振英活跃于政界和商界逾30年，但大家都看不透这个几十年来都一直处心积虑打造自己成为永不犯错、“完美无瑕”的“政治完人”。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郑经翰指出，过去几十年来，梁振英除了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特区筹委和行政会议成员外，只当过大学校董会主席，其他任何公职都没有做过。对本地来说，无论医疗、社会福利、教育、安老服务、社会保障以至其他社会经济服务全交白卷，一点贡献也没有。可是，对于众所周知他向董建华出谋献策的“八万五”政策在亚洲金融风暴后引致地产泡沫爆破、负资产一族涌现，社会元气大伤，梁振英却可以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完全置身事外。“就是这种滑不溜手、永不上身、不肯承担的态度，教人对城府甚深、难以猜度的梁振英产生莫名的恐惧，完全不予信任。”

　　不过，在一些梁振英的朋友眼中，梁并不是这么可怕。梁振英中学同学林国荣说，“他很正经，可能因为这缘故，令人觉得他不合群。”问他梁振英的缺点，他想了好一会才答：“太过正面，我行我素，不随便，所以有些人会怕他。”

　　罗致光则说：“一个真的人会有哭有笑，他却只让人看到理性的一面。若梁振英有机会哭一哭，展现出人性一面，别人就会对他信任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