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在台湾凄惨生活:一生遭软禁 做果农贴家用

　　那个房子孙立人要自付租金，山中湿气又重，孙立人便呈报说，既然是软禁，可不可以住到自己原在台中买的房子。情治单位研究之后，觉得台中的孙宅也很独立，适合监视与隔绝，便同意孙立人一家都搬到台中去住。彼时孙立人不仅失去军职，也失去了国家赋予军人一切应有的待遇。失去千军万马的指挥权后，孙立人这位抗日英雄面对的是普通人的现实困境。一开始，他连军人的基本待遇都失去了。没有钱，没有军人退休的奉给。他的地位很尴尬，被软禁的他，没有退伍交接，没有光荣仪式，连退伍军人都不算，一夕之间从陆军总司令成了国家的囚徒。他是因为美国试图扶植第三势力，将他当作对象，此种威胁使蒋介石对他产生了猜忌，为杜绝后患最后把他拉下马，永远软禁起来。他就像是张学良、像是李弥一样，成了蒋介石“政权维稳”下的囚徒。

　　孙夫人一开始还变卖手饰维持家用，几年后实在没有钱了，连吃饭都有问题，软禁中的孙立人请老秘书写信给蒋介石，希望拨补一些费用给他生活。蒋总统也很绝，硬是不以退伍军人的待遇给孙立人，而是以总统的“特支费”，像是恩施一样给孙立人一家作为生活之用。为了让妻儿能生活宽裕，孙立人像张学良、陈立夫的晚年一样开始自已种菜养鸡营生。作为养鸡农，孙立人努力研读许多畜牧业的专业资料，但孙立人不能到市场上了解行情，行动往往比市场慢了一步，最后赔了老本。后来孙立人还养鸟(金丝鹊)、种玫瑰，培植兰花，最后种果树，成了一名果农。半生戎马的孙立人以为这样可以自谋生活，贴补家用。

　　1960年代，台湾青果及香蕉大王陈查某买下了孙立人在阳明山的一块地，孙立人请人办妥这件事后，拿了钱在台中近郊一个叫大坑的地方买了一块地当果园种果树。

　　孙立人一直不能出去接触社会，更遑论台湾东海大学邀请孙立人来授课，也被当局阻止，所以种果树成了孙立人一家比较实在的营生办法。台湾水果很便宜，果农都赚的是工钱，如果不能自己种植或收割，而是请工人代劳，势必赚不到什么钱。大坑这个果园未能带给孙家丰厚的财富，却给孙立人和家人很多接近大自然的机会，让孙立人在与世隔绝下，能够在自然间，一吐胸襟中的不平之气。软禁前的孙立人与政经各界交往频繁，社会关系良好，像学者胡适、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黻等都会前来探视，但被幽禁之后，孙立人再也不许接见外界人士。在孙天平眼中，大人们的事情都是莫测高深的，他根本不了解父亲的处境，以及对外界消息的渴望。当时年幼的孙天平，甚至不知父亲和自己是软禁的状态，不知道大人世界的复杂。

　　只有在极为安全的情况下，在“外人”都不在场，孙立人才会对稍微懂事的孩子讲一点自己的故事，特别是在1960年代末，孙天平念中学放暑假的那些日子。夏天，到了周末，吃完晚饭，孙立人看情治人员都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时，就会跟孩子讲一点自己的事，还叮咛孩子，不要在外面乱讲，外面的世界非常复杂。作为青少年，孙天平有时遇到一些同学无礼的骂他父亲“叛徒”，孙天平还会跟对方打架。

　　直到孙立人很老了，眼看自己日薄西山，一生的愤恨和不公待遇仍然不能获得昭雪，孙立人在孙天平出国念书前，终于对着自己的子女第一次完整的诉说他的过往。到了美国留学，孙天平才在有知识的同学口中，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及父亲的遭遇，以及父亲在历史上的坐标。

　　蒋经国过世，蒋家政权结束的1988年，孙立人终于迎来了自由。蒋介石与他的儿子一直将孙立人关到他们自己生命都完全终结，也没有还给孙立人自由。

　　孙立人在自家园子里耗去了整个下半生，直到如今，对于他的叛变与否仍有许多争议。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孙立人无论作为一名将军还是一介平民，他的公民权利和军人权利都不应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未经任何审判遭到剥夺。孙立人如今过世二十多年了，他所遭受的不公已经成为一段无法重来的岁月，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恨，更是我们华人，永远无法弥补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