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管考 兼听则明
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对于如何在发展与稳定间取得平衡，经济学者间亦有不同意见。经国先生的作法是：连续约见各派经济学者，每个人一见就是一到两个小时，而且不止一次，很深入的对谈，不是摸摸头，而是透过不同意见的交叉比对，他自己已对各种作法的可能影响了然于胸。最后再找相关部会拟定政策，拍板决行。
为了油价问题，经国先生对我说过一句话，后来成为我做台湾省省长的施政指导原则，“政府不要跟民众斤斤计较”。他常说，他不是经济专家，但他能了解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真心诚意、自然平实，这是经国先生的正字标志。
而且经国先生就算对什么政策有意见，也不会跨过“行政院长”直接命令部会。他每周都会拨一个下午的时间，与“行政院长”孙运璇与俞国华充分交换意见，将上周的问题与下周的议题详细讨论，沟通有了共识后，这个政策才会出台，所以很少有朝令夕改的状况发生。每当重要的关键时刻，他才会亲自出面召集核心财经官员会谈，参加的有“行政院长”、财经首长，会后一定有重要宣示，指示方向和原则，至于实施的细节，另由主管机关发布，权责分明。这从他担任“行政院长”时，就是如此。经国先生下乡探访，从不在现场宣布政策和措施，一定回到台北后，由相关单位宣布改革的新作法。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下乡成绩单。
但经国先生也不会只偏听高层官员的意见。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政策决定改革以肥料换谷，他到民间时常听取农民反应，对政府多年来的这项政策感到不满，他就先找“行政院”研考会组成项目，到民间普查民情，并检讨制度的缺失。经国先生并亲自约见专员、科长，直接面对面了解实情之后，他才以“行政院长”之尊约集各方开会，他亲自检查会议名单，甚至要求把台湾省农林厅管肥料的最基层官员都找来，亲自搞清楚来龙去脉才下决策。
对于重大建设或方案，经国先生通常是下决心后，就找一个人专门负责。用现在的用语就是“项目经理”，负责追踪管控所有进度，并报告所有问题。十大建设期间，每一项建设都有一位政务委员专责督导。经国先生则定期或不定期亲自召开会议，直接检查工程进度，协助解决问题，必要时到现场视察，保证质量无缺。我受这种作风影响甚巨，而这正是台湾省府团队受台湾乡亲肯定的由来。
那时李国鼎先生便是经国先生所倚重的“Trouble Shooter”(麻烦解决者)。拿新竹科学园区的例子来说，李国鼎先生向他报告土地法令的问题，他就把相关部会找来一起商量解决。当时半导体是啥，没几个人知道，商界笑称半导体业是“半倒体”，意思是开两家就会倒一家，根本没人敢投资。新竹科学园需要厂商进驻，政府却又不便下手投资经商，于是经国先生便要李国鼎先生去找国民党的财委会，用党的资金来投资台湾的下一代策略性产业，这才有了现在的台积电公司。经国先生更授权李国鼎先生在科学园区内设立“双语学校”，让回台人才的子弟不致教育中断，不会受到现行教育制度的限制，这样才能使海外的人才放心回来。
这些虽然是小事，却可看出经国先生的严谨。把身边的人管好，不滥权、不妄言、不贪腐，才会让自己明目而兼听。一个领导者免不了依赖身边的小圈圈，但如果让这个小圈圈包围了自己，封闭了言路，也就切断了领导者与现实间的关联，扭曲了领导者对事实的诠释，那几乎是一切错误决策的根本原因。
创造了台湾均富奇迹
经国先生一直记得上海打老虎的经验，那是他一生难忘的痛苦教训。他经常强调：“改革要两面作战，比革命还难得多。”他亲自向我说过，当年上海报纸一涨价，就代表物价堤防破了，随之物价飞涨，根本挡不住。所以他主政期间，对民生基本物价的稳定，特别是米价、油价，非常重视。
在台湾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他一直很广泛地倾听各方意见，维持着发展与稳定间的平衡，小心拿捏其中的分寸。经国先生笃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坚守着民生主义均富的理想，所以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资掌握在财团手中，水、电、油、交通、金融、烟酒等，均透过国营事业严格控制价格。
经国先生很清楚，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所以他透过“稻米保证收购价格”来保障农民收入，同时用农产品平准基金等措施，因应国际粮价波动，平抑岛内粮食价格。
中国征了几千年的田赋，也在经国先生“行政院长”任内停征，用以照顾农民。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这不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我要藉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时代在变 环境在变 潮流在变
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人民的自主性必然提高，于是对于政治民主的要求，也必然提升。
说实话，这观念在当时，对大家都很新。经国先生很清楚这是必然的趋势，才会讲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这句名言。但对于具体上怎么做?怎么让威权体制稳定的过渡到民主?不论政府与民间，国民党或党外，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花轿，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一开始是江南案。说实话，这事经国先生完全不知道，等到一段时间之后，新闻报导扯到了台湾，他下令彻查，才知道是情治系统自作主张，搞出了毛病。此后又发生情治系统处理“李亚苹事件”不当，他才叫我去参加情治会报，帮他确实掌握情治系统动向。这在过去是绝无仅有的事，而我也从未对外透露。但经国先生从未让我介入情治单位人事问题。
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入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那时候，我从担任“新闻局长”开始与吴三连、李鸿禧、陈继盛等党外人士，胡佛、杨国枢、吕亚力等知名教授，陶百川、李璜等诤言人士交换意见，余纪忠、王惕吾等媒体大佬，也都是我经常请教与沟通的对象，他们经常给我们一些作法上的建议。
举个例来讲，在决定解除戒严前，经国先生要我去找吴三连先生，希望他协助与党外人士沟通，不要在这节骨眼闹过头，动辄走上街头，让台湾能稳定的脱离戒严时代。吴三连先生后来回了封信，说他会“尽绵薄之力”，后来果然做到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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