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议政、参政，本来是我国自古以来士大夫阶层的传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感召下，这一传统更加发扬光大，而且赋予了现代政治意义。抗日期间，文化人反腐败斗争的事迹很多，本书仅举出反对孔祥熙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的案例。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孔祥熙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国银行总裁，实际主持日常工作。迁都重庆以后，1938年3月国民政府改组战时机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主管大后方财政经济的首脑。
由于宋美龄的裙带关系，连蒋介石本人对大姐夫孔祥熙都有点奈何不得。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之后，独揽中国财政金融大权达11年之久，其间连蒋介石本人都无从确切得知真正的财政运行状况，孔氏真可谓权倾一时。
为何蒋介石长期重用孔祥熙主管财政?
蒋介石究竟为什么如此重用并纵容孔祥熙呢?
说来复杂，但总而言之一句话：蒋介石的连襟和亲信孔祥熙善于理财、敛财，切实保障了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
抗日战争初期，敌强我弱，日本侵略者处于战略攻势，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占战前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等税源大部丧失。孔祥熙具有相当聪敏灵活的理财和敛财能力，采取了一系列办法，促进大后方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保障了战时军政与民生供给，加强了金融管制。孔祥熙采取下列主要的财政措施，倒也确实颇有成效：
改进战时税制，建立国库网
虽然征税地区减少，税收总额却每年增加，工商业和民众的税负加重。“公库法”于1939年10月实施后，政府机关的一切收支，均集中于各级公库，不得各自为政，从而杜绝了一些地方官吏 “虚伪浮滥、中饱渔侵”的积弊。
田赋征实和产品专卖
1941年，原来分属各省的财政收入，都统一由中央接管。此举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国库收入，并采用统收统支等手段，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孔祥熙口头也大谈“国计民生兼顾统筹”，实际上只顾增加国库收入而不体恤民众生活，把杀鸡取卵的行径，视为“理财的良策”。打着“抗战建设兼顾”的旗号，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横征暴敛，使国家垄断资本进一步膨胀，剥削“天府之国”的农业和民族工商业，国民政府的财政来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赖扩大通货(增印法币)来支撑。豪门国蠹，世人侧目。
所谓孔氏家族，就由孔祥熙和宋霭龄夫妻及其子女合伙经营。对抗日期间“宋氏三姐妹”的表现“宋霭龄爱金钱、宋美龄迷美援、宋庆龄亲苏联”，此话当真不假。宋霭龄确实对金钱有特别的嗜好，她通常含而不露地在幕后密谋操纵，而老公孔祥熙在前台出色表演。妇唱夫随，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
孔祥熙对于捞钱这门本领的心得体会是：“趁手中有权的时候赶快弄!”他当上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后，绝不放过机会。孔祥熙夫妻店最精彩的表演莫过于假借“国家专卖政策”，垄断烟草、食盐、火柴、食糖四种日常必需品的经营权，实际上从民族资本家手中强行夺取经营权，形成由孔氏家族垄断的局面。这就意味着财源滚滚不断涌入孔氏家族(以及姻亲宋子文)的腰包。
他们直接经营的商业机构主要有
孔祥熙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扬子建业公司、长江公司，祥记汽车行、恒义公司、升和公司等;
宋子文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孚中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利泰公司等;
至于宋美龄自己只在中美实业公司有股份;陈立夫果夫兄弟家只在棉花运销公司有股份;由上述实际情况看来，孔祥熙和宋子文这两家私有的企业很多，而陈氏兄弟主要管党务，私有的企业非常少;蒋介石则迷恋于抓政权、亲英美，他本人名下没有什么企业。
因此过去所谓“四大家族”主要是宋家(宋子文)和孔家(孔祥熙)这两家。
此外还有许多官僚资产阶级和军阀权贵派系，兹不一一列举。
以孔祥熙为代表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损公利己，富得流油;而广大百姓、一般公务员和教师等生活压力越来越重。贫富悬殊，即使在国民党内也有很多人表示不满，但也实在无可奈何。
【附注1】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的措施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的财政状况是：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又因加紧“剿共”而军费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银圆，而每月支出则为2200万银圆，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银圆，每月赤字达700万银圆，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面对巨额财政亏空，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都颇为忧虑。10月29日，蒋批准宋子文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长达11年之久。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在任时所使用的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蒋命是从”，全力以赴地扩展国民党官僚的垄断资本。而蒋对孔祥熙则宠信有加，历久不衰。抗战前夕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若干地方上的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从财政上增加中央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以财政控制金融;实行法币政策，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整理旧债，恢复“债务信誉”，为举借新债作准备等。
孔祥熙在担任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总裁后不久，很快就明白了光凭党国所有的一家中央银行的实力，是无法担当起南京政府的“钱袋”这一任务的。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过4200万元，较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国、交通两行的发行量少得多;以中央银行2000万股本而言，其中1000万元是由财政部拨给的公债券而非现款，存款虽名目上有2亿数千万，但多为国库转账，亦非现金。中央银行常常因为不能按期拨款，而引起地方军政首脑的不满。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后，就积极策划如何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并把民族资产阶级执金融业牛耳的中国、交通两行吞并过来。1934年5月，孔祥熙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到一亿元，以雄厚实力。其后又经过多方面的准备，于1935年3月28日向中国银行发出财政部训令，并附一张2000万元的金融公债预约券，作为向该行增加官股的资本，从而掌握了过半数的股权。
在增资改组中、交两行的同时，孔祥熙还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以加强买办官僚资本集团，达成了对中、中、交、农四行的充分控制。它为南京政府下一步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发行法币和控制整个金融业，铺平了道路。
【附注2】
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
1933年“废两改圆”之后，国内的币制仍是银本位，银行发行的钞票是一种与银圆等值的兑换券，国内银价常因国际市场的涨落而影响币值的稳定;为此，孔祥熙加紧谋划改革币制，最后决定以不兑现的“法币”来取代银本位币，以便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
1935年南京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夕，国内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国政府把白银列为“美元发行准备”后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加上日本人在华北和上海将大量白银抢运出境，使中国的金融形势更加险恶。国内公众对纸币能否继续兑现已失去信任，从而出现资金外逃和窖藏白银的情况，上海、南京等地则发生了提存挤兑。
南京当局迫于形势，于1935年11月3日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同日孔祥熙以财政部长身份发表“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布告规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逐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将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收兑;集中保管法币准备金;法币汇价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在国际上，改革币制虽然遭到日本的反对，但孔祥熙等利用英、美在华利益受到日本威胁这一矛盾，以及法币在与外汇比价上钉住英镑和美元之后，英、美表示给予实际支持。
币制改革获得成功，不仅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财政金融危机，它还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也是其后我国进行八年抗战，国家财政金融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之一。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在垄断了金融、实施“法币”政策的条件下，才使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加速膨胀。而孔祥熙家族则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全国的豪门首富。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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