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一个月后，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同来的还有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后来成为邓小平第一任夫人的张锡媛、原名陈绍禹的王明等。在同学中，蒋经国年纪最小。他性格开朗，活泼顽皮，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在莫斯科，蒋经国有了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
虽然是国民党员，蒋经国对共产党员的印象却比对国民党员好得多，他曾回忆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部分国民党党员学生，因为行为不端，颇惹人反感。一般人有时觉得共产党员行为比较检点，作为也较有出息。”他对当时中共驻莫斯科大学支部的评价颇高，称“它的党员组织严密，并受到严格监督，而且永远遵照中央集权领导的指示行事。他们生活简朴，纪律严明。因此，我有一阵子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兴趣”。可能正因如此，到莫斯科不久，蒋经国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的团小组长是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
蒋经国曾担任学校墙报《红墙》的编委，自己也经常写稿，曾在文章中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但在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蒋经国与中共的观点有所不同。他相信，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将在父亲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中共只能充当配角。
1927年，从上海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宣布实行“清党”，开始“反苏反共”。
作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一下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他必须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父亲划清界限，不能有丝毫犹豫。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同学们激动万分，把他举起来，抛到半空中，高喊：“乌拉！乌拉！（俄语，为欢呼之意）”
次日，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蒋经国的表现让他在苏联一下子成了万人瞩目、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许多苏联人一见到中国学生就打听：“哪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介石的儿子在哪里？”以一睹蒋经国的容颜举止为荣。
但据蒋经国后来说，他当时对国共分裂原因的真实看法，与上述公开表态大相径庭。据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曾得出结论：“中国在1927年政局动荡，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无方，政策不智亦不周全。”
事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议期间，曾会见蒋经国。他告诉蒋经国，批判蒋介石固然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仍不应忘记随时给其父写信，以保持联系。蒋经国接受了他的劝告。可以看出，在蒋氏父子关系问题上，周恩来目光更为远大，他看到了将来情况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所以希望维系蒋氏父子的关系。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周恩来的远见。
数次请求回国未获批准
1927年4月，蒋经国毕业，要求返回祖国。当时中共代表团担心蒋经国回国后会成为其父反共的得力助手，坚决主张让他留在苏联。蒋经国在失望之余申请加入红军，获准进入驻莫斯科的红军第一师，成为一名普通士兵。经过一年的训练，他成为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被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及政治学校深造。这所学校在苏联军队中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西点军校。
在校期间，蒋经国加入了苏共，成为一名候补党员。军校对他的评价很高，称其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1930年5月，蒋经国从军校毕业，再次提出回国，仍然未获批准。他继而申请担任红军军官，以求在军界发展，但斯大林还是未予同意。
1930年10月，蒋经国被派到莫斯科狄那莫电厂当见习生，生活比较艰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召见了蒋经国，与之讨论了远东形势与中苏关系，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接见蒋经国。
在电厂期间，蒋经国努力工作，获得了各方好评，并被推荐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但这一建议遭到了中共驻苏联代表王明的反对，蒋经国一怒之下，与王明发生了正面冲突，共产国际因此要求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1933年，蒋经国被派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工作，在冰天雪地里度过了饥寒交迫的9个月。这是蒋经国在苏联生活时期最艰难的岁月，带有某种劳动改造的性质。这既与王明等人的迫害有关，也和当时中苏关系、国共关系恶化的形势分不开。
1933年10月，蒋经国进入乌拉重型机械厂当技师，一年后升为厂长助理，兼任当地《重工业日报》的主编，并被接纳为苏共正式党员。此后几年他一直在该厂工作，并认识了苏联姑娘芬娜（即蒋方良），很快结婚生子。
1935年1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正在进行艰苦的长征。蒋经国再次被召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共进晚餐。当时斯大林关心的问题是：国民党在剿共胜利之后，其对内对外政策将出现何种变化？苏联应采取何种对策？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迫使其与中共谈判。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会见蒋介石时，说到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介石微露思子之意，周恩来便满口答应将帮助他们父子团聚。此时，蒋经国本人也多次写信给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坚决要求回国。1937年3月，蒋经国带着妻儿离开他待了12年的苏联。
接受三民主义再教育，加入“三青团”
追随父亲，由“红”变“白”
胡石青（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
1937年2月，斯大林召见即将回国的蒋经国，交待他回国的明确任务是促使蒋介石“向左转”，与中共和苏联合作。同年3月，蒋经国全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的陪同下，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在海参崴，蒋经国最后一次致电苏共中央，表示“会恪遵党纪”。
被指有“共产作风”
蒋经国回到上海后，提出与父亲见面的要求。或许是被儿子的公开决裂伤了心，或许是想让他反省一下自己曾经的“幼稚”行为，蒋介石起先拒绝与蒋经国见面。后来经吴稚晖从中游说，父子俩才得以会面。据说两人见面后，蒋经国二话不说，先跪下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
父子二人冰释前嫌，蒋介石把蒋经国介绍给妻子宋美龄，还亲自给儿媳芬娜取了中国名字“芳娘”（蒋经国后来将其改为“方良”）。此后半年，蒋经国一直在老家与生母毛福梅一起生活，闭门接受中国传统经典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再教育。蒋介石相信，只有孔孟之道、儒学经典，才可以涤除苏共对蒋经国的影响。
1938年初，蒋介石把蒋经国委托给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蒋经国上任后，立即在全省各地展开突袭式巡视，搞得国民党地方官吏鸡飞狗跳，纷纷向熊式辉表示不满。熊式辉为此成立了“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将蒋经国调为新兵督练处处长。在这一职位上，蒋经国同样毫不含糊，不仅雷厉风行地处死逃兵，还对农村招募来的新兵提供具体帮助，以解除其后顾之忧。
此时的蒋经国依然保留着共产主义的红色思想，这也体现在他的日常工作中。蒋经国曾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集会上演讲，他本人还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立即为他招来了许多非议，越来越多的国民党要员形容他有严重的“共产作风”。蒋介石在流言之下，交待特务头子戴笠插手此事。戴笠派手下文强每个月跟蒋经国见一次面，向他介绍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现状，教他在国民党内的生存之道。文强与蒋经国年龄相仿，两人聊得很投机，到后来几乎无话不谈。最初，蒋经国当着文强的面，一再用“大资产阶级”这样的词称呼孔祥熙和宋子文，在文强的几次劝说下，才慢慢改变。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蒋经国兼江西省支团主任。这是蒋经国派系正式形成的开始，日后该派系成员成了蒋经国在台湾的重臣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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