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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娼到流莺台湾性工作者的辛酸血泪史(组图)

www.sinoca.com 2010-10-21 人民网

台湾街头的“红灯区”。

　　编者按：为达成性工作除罪化的目标，台当局“内政部”近日宣布考虑开放性工作者“个体户”，性工作者可采“一楼一凤”个体户或三至五人小型个人工作室的经营模式。台湾“内政部长”江宜桦表示，为了避免个体性工作者遭到黑道暴力威胁，将会发照管理。但如此一来，等于是恢复了台湾9年前废止的公娼制度。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关于“性交易处罚化”的讨论迅速在岛内发酵。有人认为，当局此举大大维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权益，拯救她们日益艰辛的生存现状；也有人认为，这无疑是将全台湾都变成广义的红灯区，最后落得“春城无处不飞花”，甚至“全民皆娼、全岛皆娼”。台湾历史上的公娼制度源起何时？岛内现在的“性工作者”生存状况又是怎样？本文将为你一一揭秘。
　　

虎尾铁枝路脚低矮简陋的娼馆，还可嗅出古早暗巷寻芳问柳的味道。

　　揭秘台湾历史上的公娼制度

　　台湾妓女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清道光年间，当时移民台湾的人数渐多，水陆码头妓女慢慢形成气候。到了清光绪年间，大稻埕一带的大小妓院约有两百家。在午后的阳光中，台北大同区的归绥街显得十分宁静，然而，正是这条并不起眼的小巷，却经历了台湾公娼历史的兴衰。
　　

从日据时代就是公娼馆的文萌楼，在废娼之后，成为台湾第一个被列为古迹的情色场所。

　　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一年后，占领台湾的日军推行了允许性工作者合法经营的公娼制度。不久，归绥街就成为岛内知名的风月区，各种类型的娱乐场所齐聚一处，超过百户。被称作艺旦间的酒家，除了提供珍羞美味，席间还有艺妓酒唱歌助兴。江山楼饭店便是其中最为出名的一家，是当时台湾政商名流经常出入的场所。当然，除了酒家，归绥街里更多的还是色情场所，此外，银楼、药房、服装店、美发院等其它店面也因风月产业而生意兴旺。
　　

“文萌楼”，就位在台北市大同区归绥街，和台北万华区的华西街齐名。

　　“文萌楼”是历时近百年的老字号娼馆，位于台北市大同区归绥街，和台北万华区华西街齐名，共同见证台湾50年来的娼妓历史兴衰。2006年12月20 日，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告指定“归绥街文萌楼”为市定古迹，从日据时代就是公娼馆的文萌楼，如今成为岛内第一个被列为古迹的情色场所，也是第一个被保存的性产业空间。在台北城市发展史上，是许多老台北人的共同记忆。
　　

泛黄妓女户许可证，成“国宝”级骨董。

　　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废娼，但由于性病流行和私娼严重，被迫变相允许公娼。1956年3月，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允许性从业者执照经营。按照当时规定，年满18岁的女性，通过健康检查，并由父母亲自到警察局盖章，就可以申请公娼牌照，同时，为了避免疾病传播，政府还为公娼提供免费的定期体检。宝岛色情业正式合法化，但这一时期一般和酒楼等行业混合。
　　

台湾性工作者执照

　　此后，岛内不少其它风月区和归绥街一样，色情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以当时的物价来看，一碗阳春面一块五，而出入高档的公娼馆则动辄上百元，后来更涨价到千元以上。客人多时，有的公娼一个小时就要接待十多位客人，络绎不绝的寻芳客给台湾色情行业带了滚滚财源，但公娼每接一次客人，绝大部分的收入都要缴给老鸨，最后老鸨和黑道成为公娼制度的最大获利者。所以，公娼制度虽然试图对色情行业进行规范，但还是免不了滋生黑社会、人口贩卖、毒品等其它社会问题。
　　

昔日的公娼馆，如今已经转型为“身心灵幸／性福杂货店”。

　　因此，在实施公娼检验制度的同时，台当局还制订了一个“落日条款”，规定性交易“业主”及“娼妓”的营业牌照限量颁发，已发执照不得继承、转移，所有人死亡后，营业牌照自然消失。“落日条款”的推出正是希望岛内的各种风月场所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消亡。因此在台湾的公娼制度繁荣了半个世纪后，岛内的公娼人数逐步减少，现在已不足百人，平均年纪也超过50岁。昔日繁华的归绥街如今已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连临街的门面也被业主改造出租。
　　

目前在“身心灵幸／性福杂货店”替客人舒压按摩的女性，照片都贴在墙上。
　　

“娼影随行”追着阿扁，最后甚至成为陈水扁连任市长失利的原因之一。

　　2003年：台湾公娼正式走入历史

　　因为“落日条款”，岛内公娼的数量逐渐减少，但第一个提出废除公娼制度的，却是陈水扁。1997年9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选择了以“强力扫黄”为诉求，浩浩荡荡扫荡所谓的色情产业，迫使数百家台北市酒店暂时关门。接着，依照挑软柿子原则，陈水扁想废除日薄西山、没人关注的台北市公娼。

　　陈水扁的“废娼”政策，让这个原本属于禁忌的议题，原本属于社会底层从来没有过发言权的一群人，瞬间打破沉默，一下子从被动、挨打的局面，反过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告诉大众，她们是台北市政府核准发牌的“公娼”，应有工作的权力。

　　经公娼自救会和当时介入协助的女工团结生产线的长期抗争，终于在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后，于1999年3月争得缓冲两年，2001年3月执行废娼政策。由于台北取缔娼妓的示范效应，台湾其他各县市纷纷效尤。高雄市最后一家公娼馆于2003 年底关闭，台湾公娼业也正式走入历史。
　　

台北街头的“流莺”。

　　公娼取消台湾私娼难以“从良”

　　但是，废除公娼的决议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解决色情业的问题。

　　在废娼政策施行后，她们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压迫与经济困顿，必须遭受警察的盘查、临检、及钓鱼恫吓与少数恶质嫖客的骚扰和暴力威胁，她们在街头与人竞逐的条件不好，相对于年轻世代，也没有可以使用电脑科技上网援交的技术能力，身上不但背负着老少两代一家子人经济依存的重担，在仅有的社区与人情基础上，维持与老顾客之间有限的性交易互动。她们既没有合法的工作权以及福利保障，更别说有什对这份性工作的期许和未来，地下化让她们只能活在阴暗的底层，守着仅有的生存条件喘息与挣扎。
　　

台北街头的地下性工作者。

　　因为没有其它特长，在失去合法执照后，大多的性工作者都没能实现转行，而成为了非法流莺。实际上，台湾目前约有10多万的地下性工作者，她们也和这些公娼一样，很难寻找其他的生存方式。
　　

大约两坪大的房间，就是私娼出卖灵肉的地方。

　　原本合法的公娼转为私娼，所有小姐只能在孤立的系统内，像蜘蛛网般的把生计债务压力彼此支持。其中一个小姐欠债落跑，马上牵连到原来大家互相借贷的系统，而庞大的卡债、钱庄高利贷，就像吸血鬼一样，让她们在地下化的处境，经济问题越来越大。
　　

台湾妓女12年抗争：我要工作

　　1997年9月，为抗议陈水扁废娼，台北市数十名公娼，花帽蒙面上街，争取工作权，要求除罪罚，使台湾社会首次认真面对性产业复杂且牵连甚广的公共政策问题。
　　

被封为台湾一代名妓的“官姐”官秀琴。

　　同年成立的台北市公娼自救会，会长官秀琴、副会长丽君，与公娼姐妹发动200多场抗议，一路“娼影随行”追着阿扁，最后甚至成为陈水扁连任市长失利的原因之一。马英九继任台北市长后，依法行政复娼缓冲两年。
　　

台湾“日日春协会”发动游行。

　　废娼抗争，开启了台湾妓权运动。支持公娼运动的人士在1999年成立民间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持续推动“性工作除罪化”，以及打破“性道德污名”运动。她们发动了近500场以上街头抗议活动，每逢大选、台北市长选举前，一定会以游行向各党候选人施压，要求先废除“社维法”罚娼条款。

　　原来在角落不被看见的、被扭曲的性工作者，开始在各种公共空间，包括在对政客的抗议行动中出现。她们召开五次娼妓国际会议，把全球最经典的性产业政策模式带到台湾讨论，将性工作者演唱歌曲录制成CD、拍摄性工作者纪录片、将公娼馆“文萌楼”成功转化为文化古迹。
　　

台湾性工作者游行
　　

台湾性工作者游行，争取工作权利。
　　

性工作者当场向反对性产业的妇女团体下跪。

　　“除罪化”、“设置红灯区”，政策风向的转换间，让这些抗争了12年的性工作者看到了希望。

　　她们要的只是工作权。
　　

台湾性工作者屡屡走上街头，要求当局实施“性工作除罪化”

　　性交易除罪化？岛内新一轮民意交锋

　　对于性产业是否应该合法化，岛内舆论曾经有过多次交锋。近日，台“内政部”表态称，未来不排除将实行性交易除罪化，甚至可以探讨实行“一楼一凤”的性产业制度。消息一出，引来岛内舆论口水一片，反对者认为这会造成“全岛皆娼妓，任何地方都能卖淫”的局面。

　　从废娼到性工作除罪化，连“娼妓”一词也在不知不觉间改称为“性工作者”。变化已经发生，且相关的变化亦将持续下去。其实，性工性者除罪化，只算是小小的一步，后续问题不少，例如，台湾真会出现像荷兰红灯区那样的情色专区吗？且在性工作者除罪化后，“一楼一凤”对社区清静的威胁又如何防制？接踵而来的问题，在在可能在观念及实际生活上引发激烈的社会冲击。

　　由于问题牵涉广泛，性交易除罪化的施行仍然步履维艰。但随着台湾社会日渐成熟，民意更加理智，未来也许会找到一条真正理想的解决途径。在一片挞伐声中，台湾性工作者们也只能期盼着，总有一天，她们距离一个平等宽容的社会更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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