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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嫖客俱乐部:正努力把自己变成贡献者(组图)

www.sinoca.com 2009-10-11 南都周刊

在香港，“嫖客”这个群体正努力把自己变成“贡献者”。
　　

来自国内的性工作者。
　　

香港的NGO组织为性工作者争取权益而游行。摄影・莫忘初

　　“嫖客”，一个看似污秽与罪恶的名词。在香港，这个群体正努力把自己变成“贡献者”，为性工作者创造更多的、平等的生存空间。这会不会只是个美丽的借口？让我们带着怀疑走进这家俱乐部吧。

　　“我付钱买食物、买衣服、租住处，那为什么性就不用花钱？”

　　2009年春天，长期关注性工作者的香港NGO组织紫藤，出版了《好客之道―十一位“恩客”的真情剖白》一书，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何春在第一页的序文中，开门见山地引述《做个嫖客》一书中的观点，点出了“阴影中的人客”―“嫖客”，也是需要被关注的群体。

　　“从23岁第一次性经验，到今天33岁，林先生从未跟姐姐仔（性工作者）以外的女子做爱，也从未拍拖”、“我开始定下目标―即使我未满足到，也要先满足姐姐仔。如果双方都享受，那就最美妙”......《好客之道》出版之后，一个月内再版热卖，引来众人侧目，尽管有媒体不断报道其负面新闻，但书籍依旧卖得火热。

　　环顾四周，每个人都是性爱的结晶。性工作者这一行早已流传千古，需求者众亦不会断绝，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就有人权团体积极为性工作者奔走呼吁争取权益。

　　从“妓女”、“鸡”、“小姐”到“性工作者”的称谓演变，在妓权运动的过程中，女性性工作者的称呼已经有了改变。但是，“嫖客”始终还是“嫖客”。

　　现在，香港的嫖客们终于不需要再继续隐忍，在紫藤的协助之下，嫖客们开始称呼自己为“恩客”，并展开了罕见的“男人夜”的定期聚会，甚至还发行《客栈》（客人通讯）刊物，介绍性健康资讯，并发起“嫖得有品”运动，公布“恩客十大准则”，他们不但为自己发声，也共同为性工作者争取应有的权益。

　　嫖客的压力

　　“我一没偷盗，二没抢劫，三没欺骗女孩感情。至于我跟了几百个妓女，然后我再结婚，那是我与我妻子之间的私人事情，那是我的家务事，不妨碍任何别的人。”这是一个自称硕士的嫖客在网络上的匿名告白，曾经引起中国大陆网友一片讨论热浪，支持与反对意见各异。嫖客―光顾性服务人士（以男性为主），一直以来被贴上负面标签。

　　Leo是香港午夜蓝的工作人员，他所在的NGO组织致力于倡导男性性工作者权益。在提及嫖客时，他不假思索地吐出许多公众对嫖客的典型形容词：“淫荡、贱格、丑陋、老年、背叛、负心汉、抛家弃子......”

　　“在香港，嫖客是不犯法的，但是在内地，嫖客是犯法的，有些嫖客比性工作者更惨，性工作者只是卖淫，但是嫖客也会被看不起。”Leo说，“所以很少有人会主动告诉你‘我是嫖客’，所以内地的嫖客甚至比香港更‘边缘化’了。”

　　过去两年中，关于香港“凤姐杀手”屡屡见诸报端。2008年3月13日开始，香港新界元朗、大埔和香港岛北角先后有四名性工作者被杀。惨案发生后，香港凤姐人人自危，为保命纷纷暂停接客。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又有四名凤姐被害。虽然疑犯早已抓获，但对性工作者这样弱势者的凌辱和犯罪活动并未停止，也让更多人对嫖客不齿。

　　对此，紫藤组织强调，不是所有嫖客都会加害性工作者，他们当中多数人支持性工作者，而部分人士对性工作者的恶劣态度，或源于他们对性工作者和女性的不了解。“嫖客也是人，他们光顾性工作者的原因各有不同，可以是因为性需要，为了找陌生人倾诉，亦有人是为了学习和女性相处。”

　　为男性性工作者争取工作权的过程中，Leo深谙嫖客族群与性工作者之间的互动模式。“嫖客里面也有年龄小的、老的、帅的，还有残疾人也有性需要，年纪大的和残疾人士，不可能随便找到对象或性伴侣，他们该如何解决性需要？就只能去嫖了。”

　　“我们有一个男性性工作者，专门接残疾的‘客人’，有一次，一位男性残疾人的半边脸都没有了，眼睛也不齐，很恐怖的，所以我们的‘哥哥仔’第一次做的时候非常害怕，当天客人想抱他，他吓到推开嫖客不敢让他抱，结果那位客人当场就哭了起来......”Leo继续说道，“他们家的环境还不错，虽然他的半边脸都不见了，也没有眼睛，神志却很清楚，那是天生的，没办法。”

　　Leo说，很多人忽视了残疾人的性需求。

　　“香港有些大律师和学者教授都是嫖客，其实在我们社会中，有很多人是需要性的，依照半边脸先生的状况，不可能找到对象，只能去嫖。既然许多人有性需要，就应该学会尊重，不应该把这样的性需要当成‘贱格’。”

　　“打压嫖客也等于打压性工作者，再说，嫖客抓得完吗？” Leo有感而发，他认识一位女性性工作者，专门做残疾客人的生意，还会特地给残疾人打折扣，视情况打个八到九折，有时候还会帮他们穿衣服，做完之后送客人下楼。“嫖客也好，性工作者也好，同志也好，变性人也好，都是长期处于一种被歧视的状态，需要被看见，被尊重。”

　　因此，与性工作者和嫖客的一对一沟通相比，Leo认为紫藤的“男人夜”更另类、超前。

　　欢爱有道，嫖亦有品

　　男欢女爱是学校无法教授的课。

　　“很多人说，性工作者就是最好的性教育老师。”晚上七点，忙碌的Leo闯过川流不息的车阵，陪同一位男性性工作者赶着参加紫藤的“男人夜”聚会。

　　这个聚会，第一次是在2007年。干事林依玲记得很清楚，“我们第一次聚会时，只来了十个人，大家谈谈男人的苦与乐，参加的‘恩客’们最喜欢来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平台，大家可以没有压力地分享自己的故事。”除了不需面对社会的批评与异样眼光之外，紫藤定期举办的“男人夜”聚会里，没有人会指着男性说“你是嫖客”或“你是坏人”，小组成员们自己会创造很多机会，大家抛出很多议题一起谈，并且在讨论的过程中学习。

　　当紫藤喊出“我们不再是嫖客”的口号之后，嫖客们也开始为自己正名为“恩客”，希望借这个名字去除光顾性工作者的污名，亦代表自己对性工作者的尊重和支持，争取发声的空间，让社会大众不再以有色眼镜看待。

　　刚开始举办男人夜的时候，紫藤没有任何资源可用，办公室大楼附近的邻居和媒体，比紫藤的工作人员们还紧张，传媒甚至还出现了许多负面报道。“我们在聚会后做了一个小小的检讨，每一次都不知道，下一次是不是最后一次？”林依玲如是说。

　　目前在紫藤的男人组成员当中，从18岁，到80多岁男性都有，年龄差距横跨70年以上，大多数的时候，每次聚会都有二三十人左右的规模，最多的时候曾经冲到50人，把小小的紫藤办公室挤得满满的。

　　“性和爱，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要分开来谈。”林依玲继续说，“有些老人，到了七十岁都还没结婚，也没有‘嫖’过，老了之后身体有很多毛病，更没有人听他说话，心里烦闷而罹患了抑郁症，必须就医吃药才能缓解症状。”后来这位老先生参加了“客栈”的聚会之后告诉林依玲，自从鼓起勇气去“找了小姐”之后，虽然不是每一次都能获得性方面的满足，但抑郁症却不药而愈了。“因为找了小姐之后，有人听我说话，心情也好很多了。”

　　还有一种不婚男性，天生喜欢自由，不想定下来，也不想因为结婚浪费了女孩的幸福，因此选择了用“嫖”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性需求。林依玲认为，“选择这种生活的男性，反而比很多男生更负责任，总比随便娶了一个太太，放在家里不闻不问好。”

　　紫藤发现，男性也有接受性教育课程的需求，只是被长期忽略了，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和场域可供讨论。

　　“有很多嫖客，一进房间脱掉衣服，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动作，就像个‘人肉打桩机’，不懂什么是性技巧。”Leo说，“没有爱抚，又如何挑逗？这些性过程中的前奏，都是一种性技巧，需要学习。”

　　“从小到大，没有人会教你如何和老婆相处，特别是遇到有关性方面的问题。” 经过两年带领并陪伴“男人组”的讨论之后，林依玲发现，男女不一样，女性喜欢问问题，因此沟通能力较佳，但是男性都喜欢讲自己的故事，特别是在公开场合，比较喜欢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和优点，所以在谈自己面对的困难时(包括性关系)，还是要下一点功夫，才能达到真正的交流。

　　“在性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不只是男性的满足，我们要看到两方面的互动，男的要去照顾女的，感受和想法很重要。”林依玲强调。

　　“男性以前都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摩女性在性的过程中的感受，但是在男人组的聚会中，可以看到女性的角度，听姐姐仔说出好‘恩客’的标准与感受，男性如何让自己变成小姐们心中的好客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紫藤的男人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有文员、老板、学生、锁匠、电脑工程师，也有整天靠劳务挣钱才换得一家温饱的卡车司机，人数最多的时候，“男人组”的成员逼近200人，其中较为活跃并可协助担当主持人角色的核心成员，大多维持在十多人左右。

　　“在香港，很少有机会让不同背景的男人们聚在一起，来参加‘男人组’聚会的成员当中，有很多人会承认他是‘嫖客’，但是我们不一定是要‘嫖客’才可以参加”。林依玲说，就算是没有性经验、想多了解一点性知识的男生，尤其是不习惯开口求助的男性，都欢迎到男人组的聚会来。

　　从救济到慈善

　　最近的价格是多少、如何正确使用性技巧与保险套，以及教育嫖客如何成为“十优恩客”，都是紫藤男人之夜的讨论话题，遇到去年的“凤姐杀手”事件，甚至会主动发起筹款，捐给性工作者，做安全基金。

　　“不久前有个姐姐仔生病却没有钱治疗，有些恩客知道了之后，虽然本身的经济能力也不是太好，就还是集合了好几个人，凑了几千元港币医药费，虽然只是一点心意，钱不是很多，但是当他们把这些钱交给姐姐仔的时候，她也很开心。”林依玲说，这位性工作者多年来服务男人，没想到那些男人却在她需要的时候，给予了支持和肯定，虽然最后凑不够医药费，但这一笔数千元的港币的捐款，却是情深意重。

　　更有甚者，《好客之道》一书的受访者、任职于香港中小型企业的Teddie，还“嫖娼嫖到去扶贫”。原来在10年前，Teddie光顾了一位来自内地的姐姐仔，谈到了她家乡的贫穷问题，正巧Teddie有一位朋友的家乡也在附近，从香港到她家乡，光是车程就要六七个小时，下车后还要走上40分钟才能抵达。戏剧性的是，这次邂逅竟然因缘际会地促成了“希望工程”助学计划。从此Teddie与朋友每人每年给村子3000元捐款，每家获发500元资助孩童上学。

　　在《好客之道》此书中，许多受访者是参加过男人夜聚会的常客，尽管如此，在接受访谈出书之前，还是会先主动表明自己会有压力，也担心可能会对家人造成影响，因此到了最后，还是选择以匿名的方式躲在后面。

　　正如已婚的“男人夜”成员阿明去找性工作者之后，还是含蓄地说，“最起码，我就不敢让儿子知道，他爸爸曾去找姐姐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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