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经济学”欺骗美国 有人想用来救中国(组图)

　　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怀疑里根经济学和美国经济走出滞涨泥潭、走向全面复苏的正相关关系是不是同时也是因果关系，人们怀疑到底是减税、减少管制、紧缩银根这三板斧造就了经济繁荣还是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

　　里根想做的实际上是终结罗斯福新政，将美国拉回到曾经的“镀金时代”。在那样的日子里，政府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守夜人”，维持在很小的规模之内，更不会为经济运行设置太多的规则，更不应该直接的人为扩大需求、通过投资刺激经济发展。总之，市场会解决一切。

　　美国经济真的是像里根宣称的那样，是依靠市场的内生动力赢得经济复苏的大好局面的吗？很多人认为，里根所宣称的和其执行的实际情况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恰好正是里根所厌恶的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又一次成功试验，只不过和罗斯福不同的是，巨额的资金不是投向了基础设施和民生福利，而是投向了军备竞赛，是联邦政府的超大规模预算赤字拉动了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

　　1981年，里根上任不久，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里根政府提出的税法改革方案。方案要求从1981年10月起的三年内，分三次降低个人所得税，共减少个人所得税23%。1986年10月23日，里根又签署了修正税法，即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再一次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不同阶层税率都有下降。根据测算，七年内每个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约增加600—900美元。但在批评者看来，里根的大规模减税政策是一种“劫贫济富”的行为，除了制造出更大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像供应学派的理论所预见的那样最终带来税收的大量增加。事实上，里根一方面减税，但同时没有减少哪怕是一项的政府开支，同时急剧扩张了军费开支，结果是财政赤字激增。艾伦•布林克利在其巨著《美国史》中评论道：

　　“里根上任时曾经许诺在四年任期内平衡财政预算，但预算赤字最后却达到前所未有的最高纪录，他在八年任期中积累的国债规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国债的总和。1980年以前，美国最高财政赤字是660亿美元，而整个80年代年度赤字一直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国债累积从1980年的9070亿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3.5万亿美元。”从上台到卸任为了解决预算赤字，里根政府大量发放国债，到里根第二届任期时国债已经从1980年占GDP的26%大幅提升至1989年的41%，同时向国外的借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美国也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减税的同时，里根全力加入到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之中，军事开支大增。巨额的财政支出使其第一个任期内创造了累计高达6002亿美元的赤字，这个数字超过1933-1980年间美国历届总统任内赤字总和。军备竞赛的结果是铁幕之后的前苏联被彻底拖垮，所以，不少人认为“里根经济学”赢得的是冷战，而不是经济成就。“他的办法是频频在电视上与公众见面，频率并不见得比前任更高，但效果远远比前任好，他以超凡的口才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自己提出的改革议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艾伦•布里克林这样评价道。

　　放松管制是“里根经济学”的另一大法宝，做为缩减联邦政府作用的一部分，这是罗纳德•里根竞选纲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除了消减政府的繁文缛节以及一些对经济发展尤其不利的有关卫生和安全方面的管制外，里根政府并没有一个如何改变管制或者替代管制的全面计划，仅仅成功实施了两个放开管制的法案——1984年灾难性的《嘉恩圣杰尔曼银行法》和《有线电视法》。与普遍宣称的情况相反的是，其他所有放松管制的立法其实是在卡特时代颁布或者酝酿的，《20世纪剑桥美国经济史》不留情面的否定了里根有关放松管制的雄心壮志。

　　六七十年代，是美国政府管制的高峰，管制机构的从业人数从1970年的2.8万人增加到1979年的8.1万人，有人估计，在1980年时单是执行当时美国已有的规章制度就需要每年耗费12亿个小时的工作量。所以，里根在就职仪式上一句“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才是问题本身”赢得了满堂喝彩。但根据《20世纪剑桥美国经济史》记载：

　　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内，联邦管制人员人数又增加到了10.7万人，而预算也增加了18%，其中预算增加最多的是环境保护、银行和融资方面的管制。

　　虽然人们对“里根经济学”的效用褒贬不一，但没有人否认里根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政治家来说，他所宣扬的政治主张比起具体落实结果更重要，里根深知工商利益集团和官僚阶层的利益都是不能触动的，而重振大国威风是美国上下共同的愿望，里根做到了。

　　里根经济学：对中国管用吗？

　　回到当下的中国，“里根经济学”有着比美国更多的支持者，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和缩紧银根也就自然成为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但如果他们能够认真的研究“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和执行之间的不同，也许就不会那么轻率的开出这样的药方了。

　　实际上由于中美税收体制的巨大不同，美国的减税和中国的减税完全是两码事。美国的税制主要是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占据了税收的大部分份额，减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中产阶级的消费，从而拉动经济。而在中国，税收的主体是企业，对小微企业的减税可以减轻企业负担，成为刺激企业发展的动力，但对富人的财富，由于现有税收制度的缺陷，只能征到很少的税。中国一方面需要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减税，同时更加迫切的是完善对富裕阶层的征税办法，让直接税制逐渐取代间接税制。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税制的全方位改革，而不是简单的减税。

　　说到政府管制，中国最主要的管制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审批制度，这些审批制度在美国几乎从来没有存在过。里根的减少政府管制的施政主张之所以无疾而终、不了了之，是因为众多的管制法案实际上是规范市场的重要手段。而在当下的中国，在众多领域需要的是对市场真正能够进行规范的有效法案，也就是说，将以行政审批为主要手段的管制方式过度到通过法律以市场化的方式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管制和引导才是当务之急。同时更应该看到，现实的中国和1980年代的美国完全没有可比性，从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以及社会收入差距水平来看，中国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顶多相当于美国上世纪30年代。用美国80年代的药方治疗当下的中国经济，就如同用伟哥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完全不对症，更何况里根自己给美国的药方也是说好的是降压药，最后用的是兴奋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