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种种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正面临9个超级大变局。
变局一：“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总体是呈周期性波动。在周期性波动中，一般说经济下滑到底部后还会反弹到原来的高度，但这次不一样，不仅有周期性的波动，且经济增速在换挡。
这意味着经济下来后不一定能反弹到原来高度。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在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峰值：12.1%;此后开始下行，一直下滑到2014年的7.4%，2015年第一二季度，进一步下降到7.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了5年时间，GDP增速下降幅度约 40%。
从宏观经济来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都是总量放缓的过程。今年三季度GDP增幅达到6.9%，创十年来新低，未来五年还会继续不断创出新低。也就是说，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英期间表示，中国经济年均超10%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迈入了增长放缓转而寻求稳定增长的“新常态”。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DwightH.Perkins）认为，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介于10,000美元至16,000美元之间时，经济增长放缓是正常的。
现今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之所以会出现增长放缓，与经济结构调整有关系，例如农村劳动力过剩状况的终结、以及经济从制造业为主逐步转向服务业为主等。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如今中等收入国家不再能单纯复制高收入国家当年的成功经验，必须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创新能力，从而也不可避免地走弯路。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最新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4年人均GDP为12,879.8美元。
“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确实在12,000美元左右，那么中国目前GDP增速放缓是正常的，中国确实处在那些多数高收入国家曾经历过的增长放缓阶段。”帕金斯说。
导致中国经济放缓有诸多原因。从供给方面看，之所以增长放缓，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正在放缓，而随着劳动力增长的放缓，要想GDP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实现增长。
上世纪80年代以及21世纪的前几年，由于对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住房的需求旺盛，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得以保持较高的水平。然而，在目前和未来数年，投资在GDP占比过高带来的将是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
帕金斯预计，在2006年至2025年的20年时间里，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会略微下降，增加的资本投资产生的效率将大不如前。而这意味着，要保持 GDP增速在9%左右，未来10到20年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必须在3.6%至4.9%之间。然而，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全要素增长率要比这一水平低得多，目前在1%左右。
如果将总体劳动力开始下降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加上投资占比不再上升，GDP增速要维持6%左右的增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必须达到2.1%的水平。帕金斯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预期，而是要表明，如果要实现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必须要保持较高的生产率水平。
从需求方面看，由于家庭收入占GDP比重较低，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在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住房方面保持异常高的投资率，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两个领域快速增长的时期已经终结，从而拖累了经济的增长。
帕金斯预计，在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GDP增速可能维持在5%-6%的水平，如果未来几年内政府推出财政刺激政策，增速也许会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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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二：“三驾马车”让位于“三大发动机”
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
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大发动机”是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根据自己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
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
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
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又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找准新动力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或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还要将找新动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上。
李佐军认为，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论，将视野局限在需求边短期动力——“三驾马车”上，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结果是过度依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短期立竿见影的增长，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现在不得不花较长的时间对前期刺激政策进行消化，不得不全力应对高房价、高负债、高产能过剩等经济风险。
鉴此，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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