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企业若不理政府不理党 显然太假了(组图)

　　新京报：但现在很多女粉丝，确实是因为王思聪才愿意逛万达的。

　　王健林：我不赞同。我宁可他没有粉丝。万达不需要这些东西。万达需要营销多少亿的人口，我们希望是全覆盖，从2岁到70岁，我们不希望只是一小部分（粉丝）……

　　新京报：王思聪是富二代，富二代在中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

　　王健林：现在来说，官二代、富二代，只要是“二代”，自然会打上一个烙印。我觉得这种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的，看这些二代人怎么做，怎么走吧。另外，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这种富二代，官二代等就会减少。

　　看看英国工业史、欧洲工业史，你会发现，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过程中当中，都有这种“二代”现状，美国曾经也有。当社会逐渐走向橄榄型，中产阶级多了，教育程度好了后，这些负面的“二代”慢慢就会少了，这是个过程。

　　新京报：在父子交流的过程中，王思聪会向你说出哪些困惑？

　　王健林：我实话实说，思聪对于现在这种狗仔成天盯着（的现况），他很痛苦。他问我，爸爸，我要不要去国外生活几年。我问他为什么啊，他说他很讨厌现在一点自由也没有，天天被人盯着。我说你去国外几年，时间太长也不合适，短了也不起作用，我说你这样，以后你社会上注意一点吧。

　　新京报：但他并没有“注意一点”？

　　王健林：可能这是一种潮流吧。也可能过几年，他被过度消费的情况就消失了。

　　新京报：在王思聪眼里，他会怎么评价自己的父亲？

　　王健林：我不太清楚。他在叛逆期时，肯定会挑战我的权威。比如我说什么话他不听，不服我，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英语也不会讲，啥啥也不懂。

　　最近两年，我和他的沟通逐渐多了。另外，他也开始做生意了，认识到生意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他老爸做这个生意还不简单。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严父还是慈父？

　　王健林：严父多一些吧。

　　最大烦恼接班人的成长

　　新京报：你最近读的一本书是什么？

　　王健林：日本泡沫十年。

　　新京报：为什么读这本书？

　　王健林：看看嘛。（笑）

　　新京报：你曾说过，你觉得自己的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创新、胆子大、敢闯敢试”，你有没有胆小的时候？

　　王健林：胆小？有啊。对规矩，对法律，对制度，我很胆小。因为我不逾越规矩，你看万达企业，敢闯敢试，都是在法律框架里边完成。

　　新京报：你会怎么评价你自己？

　　王健林：我希望我能维持自己的形象。第一，我是一个正派的人，保持一个正派的形象，所以你看我没有花边新闻；第二，保持一个慈善家的形象，我从来不在乎慈善的排名榜呀，首善啦，万达做慈善是发自内心的，从来不是为了宣传。

　　新京报：你现在有烦恼么？

　　王健林：工作、生活中都有烦恼，最大的烦恼是万达接班人的成长问题。我觉得目前万达的复合型人才，不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么多。

　　新京报：复合型人才缺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健林：我在考虑万达接班人的梯队问题。万达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将来该如何办？

　　新京报：王思聪以后会接替你执掌万达吗？

　　王健林：他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执掌万达。他有他自己的性格，有自己喜欢的领域。

　　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在现有梯队中，情商、智慧、执行力高，个人又特别勤奋的人比较少。一个人很聪明，但可能执行力差；另一个很勤奋，但是笨了一点。我在想，与我们那个年代相比，可能缺乏市场摔打的关系。

　　新京报：作为亚洲首富，你对当下的中小型企业家或创业者有哪些建议？

　　王健林：我觉得人生要有大目标，我的目标也是不断的调整。我不可能一开始就订现在的目标。大企业都是由小企业来的，任何人都有机会做成大企业，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生要有大目标，要有理想，要有情怀。

　　有理想，有情怀，有目标，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如果没有理想、情怀和目标，你一点成为成功人士的可能都没有。

　　新京报：站在首富的位置，怎么看待财富，比如钱？

　　王健林：我不看重钱，我早过了需要钱的阶段。我儿子都说我，爸爸不会花钱。我不是不会花钱，是没时间花钱。我对钱的感觉是，我不是一个爱钱的人。

　　我为什么这么多钱还在努力奋斗呢，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需要用我和我团队的努力，在世界上创造一个样子，成为让世界敬佩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