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如何评价当前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
戴相龙:欧美国家商业银行历史悠久,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有较为完善的商业银行管理制度,长期以来经营管理水平高于中国银行业。但经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这些国家商业银行一些重要经营管理指标水平下降,现在正处于恢复中。与此同时,经过20年不懈努力,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与欧美国家银行业的差距不断缩小。综合分析2014年底我国4家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指标,我认为我国目前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已接近、相当于欧美国家老牌商业银行,有些指标已处于领先地位。按照一级资本排名,2013年全球前20家大银行中,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分别名列第一、第五、第九、第十名。中国工商银行市值、核心资本、总利润已经几年名列世界第一。2014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 1.25%,拨备覆盖率为232%,贷款拨备率为2.9%,存贷比为65.09%,资本利润率为17.59%,资本充足率为13.1%,这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充分证明我国近20年金融改革方向、道路、步骤、政策是十分正确的。
记者:你对今后提高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有什么建议?
戴相龙:中国银行业发展正在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会减少经济发展的巨大波动,这对防范金融风险是有利的。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正在会同有关国家和地区推进“一带一路”新战略,又为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大型银行扩展业务创造了条件。现在,中国的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功能,与欧美国家代表性银行相比较,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最大的不足是,欧美老牌大型银行一般实行多种形式的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综合经营,而我国大型银行基本从事银行传统业务。虽然有一些银行投资设立附属保险公司、投资银行,但规模微小。因此,我建议适当加快提高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综合经营能力。这样做,有利于提高对客户特别是企业集团的综合服务效率,有利于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有利于发展我国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综合经营模式,可以是金融集团模式,也可采取银行控股公司模式。逐步做到大型银行在大中城市的分支机构都能从事综合经营业务。大型商业银行实行综合经营,执行各业经营法规,分别核算,严禁资金混用。
记者: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是如何安排退休生活的?
戴相龙:2014年1月我退休了。按照有关规定,我分别辞去了兼任的国际金融论坛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的职务。退休后,我集中精力组织改编、出版了《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第3版)。现在有时也牵头承担一些金融专题的研究工作,但大部分时间是和家人在一起。
戴相龙简历
男,汉族,1944年11月生,江苏省仪征市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系毕业,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68年-1978年在云南省圭山煤矿工作。
1979年-1985年8月 先后任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副处长、江苏省丰县副县长、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
1985年8月-1990年 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1990年-1993年7月 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副董事长、党组书记兼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
1993年7月-1995年5月 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
1995年6月-2002年12月 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党组)书记(其中,2001年6月-2002年底,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1997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任主席)。
2002年12月-2007年12月 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市长。
2008年1月-2013年3月 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
2013年3月 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
2014年1月退休
戴相龙是中共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共十八大代表。
(来源:中国领导干部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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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
退休领导人多捐稿费参与慈善
不仅仅普通官员,国家领导人退休后也多出书,并积极参与慈善。
朱镕基年幼时与母亲相依为命,9岁多时,染病已久的母亲辞世,朱镕基成了孤儿。后来抚养他的伯父朱学方老人回忆,家庭不幸,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悲惨身世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发奋努力,且养成了处世深沉稳重的性格。有媒体称,或许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难经历、加上此后求学的颠沛流离,使朱镕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贫者、反感仗势欺人、仇视为富不仁痛恨贪官墨吏。
事实上,朱镕基之前,已有类似的行动。而退休领导人参与慈善活动,最常见的形式正是捐出自己的稿费。比如,2004年,李瑞环亲手创办了旨在对品学兼优的特困大学生实施助学的桑梓助学基金会,亲自为基金会募集捐款700万元,捐赠自己的稿费110万元;2006年,李岚清个人捐赠稿费发起成立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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