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弓候鸟:大陆富豪寄居香港奢华酒店躲反腐风暴

　　张大勇说，四季酒店的另一个“红人”是一位澳门赌场股东，他的名字常出现在娱乐新闻版面，是某一线港台女星新生儿的父亲。上述富豪乐于做东，常将同住于四季酒店的大陆富豪们聚集一堂，即使很多人相互之间并不认识。饭局中，他常向大家透露一些大陆官员“即将落马”信息，张大勇一开始不信，但随后发现很多真的应验了。

　　对于远避香港的张大勇们，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是最宝贵的。没有了苏达仁的四季酒店，信息的渴求更旺，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处于信息金字塔底层的一些大陆富豪们，甚至将澳门赌场股东视作苏达仁的“超级掮客”接班人，争相参与他的饭局。

　　“避风港”的心理安慰

　　或许，2005年9月开业时，四季酒店亚太区的高管们也未曾料到中环的这个酒店会吸引这么一群大陆富豪。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法律不禁止，接待客人是他们的市场义务。对于《棱镜》提出的如何看待众多问题富豪入住酒店的置评请求，四季酒店未予回应。

　　实际上，张大勇们只是先选择了香港，然后才是四季酒店。他们的共识是：比起内地，香港更为安全。继续沿用英美法系的香港，在这群富豪的意识当中，被当作了暂时的“避风港”。

　　但香港绝非“法外之地”。大陆律师郝俊波对《棱镜》说，“安全”只是富豪们的心理安慰。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和内地尚未签署引渡协议，但是有互助机制。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

　　社科院国际法博士研究生杨柳发表的学术论文称，上述规定为香港与内地间开展司法协助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两地间至今尚未签订任何刑事司法协助协议，加上不同法域间明显的法律冲突，致使两地司法机关在移交逃犯合作中面临诸多法律障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向《棱镜》指出，若是“逃港”人员已取得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证，在被移交时，相对于直接在内地被逮捕，还是会“占些便宜”。

　　郝俊波也承认，涉案的富豪们在被中国的纪委机关约谈、协助调查，但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藏身于香港是不错的选择。运气好的话，事态好转了，还可以返回内地，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继续生活。

　　前两个月刚刚被迫出走的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即是一个例子。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12年5月中旬，吴长江因涉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一案被中纪委谈话，不得不离开雷士照明董事会，后在朋友建议下滞留香港。在港期间，吴下榻的也是四季酒店，当年6月份，他还在四季酒店接受了腾讯财经的专访。后来，形势转好，吴长江返回内地，并重新进入雷士照明董事会。

　　当时身陷风波的吴长江，和大多数滞留四季酒店的富豪一样，仍能遥控内陆事务，指挥当时那场回归雷士董事会的“争斗”。这也是吴长江、张大勇们最终将香港作为“避风港”的重要原因：能够继续控制大陆的公司运营。

　　尽管美国新加坡等地都极可能成为富豪们的选择，他们终究还是觉得，在香港更为方便。张大勇说，虽然自己离开大陆时间不短，但是公司运营尚未受到影响，公司管理层每个月都会到港向自己进行汇报。更为现实的是，不少富豪们英文并不好，在普通话仍可作为重要语言的香港，更易维持日常生活和交际。

　　更多的时候，富豪们的精力主要集中于自己所涉的案子。信息较为灵通的富豪们来到香港后，会想尽办法争取更多的时间窗口—赶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

　　在郝俊波看来，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的约谈、协助调查环节，本身存在着一些法律上的模糊性，而这也为富豪们提供了看似存在的活动空间。这也是“超级掮客”苏达仁存在的理由—因为有成功“捞人”（帮助涉案富豪重获自由）的案例，苏达仁一度成了“逃港”富豪们及其亲属的“救星”。四季酒店里，常驻香港的苏达仁总有停不下来的下午茶和饭局。

　　但是，苏达仁或许也料不到自己会栽倒在最擅长的“捞人”上。张大勇向《棱镜》转述滞港富豪圈中的传闻称，得知自己的“盟友”邢立斌被抓后，苏达仁当天即从香港回京，然而，尚未开展营救计划，自己先被抓了。

　　没有了苏达仁的四季酒店，张大勇并没有灰心，他和“小伙伴们”在继续找寻着下一个苏达仁式的人物—自己的“救星”，能够帮助他尽早结束逃亡生涯，告别四季酒店里焦虑的生活。

　　但残酷的现实是，苦等的“好消息”始终没有出现，他只能继续每日泡在游泳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