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亿万富翁:我们现在应该多听邓小平的话(图)

　　“我有中国人的血统”。这位穿着一件纯白衬衣、身材笔挺的高个头俄罗斯商人，一头浓密的黑色短发，长着一张典型的高加索人面孔，此言一出，让在场的人们震惊了一小会儿。

　　亿万富翁吉亚乌丁·马戈梅多夫（Ziyavudin Magomedov）补充说，自己的奶奶就是中国人。

　　确切地说，马戈梅多夫不是俄罗斯族，而是达吉斯坦族。

　　马戈梅多夫曾经很缺钱，那是大学时代，但是他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找父母要，而是靠自己。当时有波兰同学市场调研发现，把俄罗斯电子设备卖到波兰可以赚钱，1988年马戈梅多夫就开始做这个生意，之后又开始贩卖电脑。马戈梅多夫的第一桶金就是做外贸得来的。1994年从莫斯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专业毕业，马戈梅多夫就与人合办了一家投资公司IFK，主要从事证券、金融业务。

　　1996年以后，马戈梅多夫开始探路石油相关产业，还有银行。尽管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风暴中备受打击，几乎让他们前面积累的财富亏蚀一空，推倒重来之后马戈梅多夫的生意还是越做越大，2010年以后几次成功收购，让他创办的投资公司苏玛集团（Summa Group）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公司之一，年收入高达100亿美元，旗下控股公司包括俄罗斯最大、欧洲第三大港口新罗西斯克港，俄罗斯最大的运输公司FESCO，俄罗斯最大的粮食公司联合谷物公司，泛工程公司等，马戈梅多夫本人也成为了亿万富翁。

　　苏玛集团此前和中国几无交集。直到2014年5月20日，中国吉林省与苏玛集团在上海亚信峰会期间签订《合作建设俄罗斯扎鲁比诺万能海港合作框架协议》。扎鲁比诺港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最南端的港口，地处俄、中、朝3国交界处，距中国珲春市71公里，是终年不冻的深水港。

　　中国东北靠近日本海，但没有临海港口，一直希望能够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借港出海”，可俄罗斯对此并不积极。1993年2月，中俄双方签署合同，商定一起对扎鲁比诺港进行改造、疏浚、扩建，但最后无疾而终。2003年3月，中俄政府间经济事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中国正式向俄罗斯提出租赁扎鲁比诺港，遭到拒绝。随着俄罗斯外交战略从欧洲转向亚洲，情况有了改观。苏玛集团的下一个海外目标就是中国。

　　马戈梅多夫的大儿子今年16岁，正在英国哈罗公学读书。2014年9月，听到大儿子主动表示要学习中文的时候，马戈梅多夫很高兴，而马的小儿子，已经学了一年的中文。

　　2014年10月中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俄期间，苏玛公布了扎鲁比诺港项目更进一步的规划。扎鲁比诺港将在现有4个码头的基础上，规划新建12 至15个码头，并拟将扎鲁比诺港设立为自由港，对出口和生产企业给予免关税待遇。该项目计划3年完成，俄罗斯交通部下属部门已为该项目划拨240亿卢布预算支出，苏玛集团计划投资120亿卢布，共计约10亿美元。

　　扎鲁比诺港口项目管理经理亚历山大·阿那延科介绍，扎鲁比诺港口建成后，这里将会是俄罗斯最大的粮食终端、俄罗斯最大的集装箱终端，成为最接近阿姆斯特丹的转运复合体。目前，苏玛集团已经与中国签订了200万个集装箱、5千万吨散货运输意向协议，“它可以减少从中国东北进出口货物的运输成本，也可以帮助中国东北实现出口外向型发展的可能。”

　　亿万富翁吉亚乌丁·马戈梅多夫接受媒体采访现场。

　　以下是南方周末记者和马戈梅多夫的问答——

　　知道：你对扎鲁比诺港口合作项目的预期是什么？

　　马戈梅多夫：中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对俄罗斯工业、物流发展非常重要。所以我自己参加APEC会议的时候，经常讨论到物流运输的作用、俄罗斯地理位置优势如何发挥。从亚洲到欧洲的物流、中国货物要经过俄罗斯，我们希望俄罗斯能积极参与各种交通物流方案，三四年前，我就觉得两国合作是必由之路。

　　这一合作会遇到什么困难呢？可能的潜在问题是，最近20年我们缺乏在这方面配合中国的经验。现在全世界公司都全球化了，有很多合资企业，但是我们两国合作的潜能尚未全部发挥。我们是否成功，在于具体项目能否具体落实。我们应该摸着石头过河。

　　虽然两国经贸合作中石油和天然气所占比例很大，但不应该占主要地位，我还是期待其他领域如交通物流能源、技术、工程等的比重能逐渐提高。我觉得扎鲁·比诺作为我们落实的第一个合作项目，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我们不仅能做自然资源有关的项目，还能做一些技术含量更大的项目，两国合作应该能达到这样目的。

　　有些人觉得，中国人做生意比较保守，但我不觉得，反而是中方合作伙伴在有些方面甚至比我们还快，这和西方合作有一些区别。俄罗斯和中国在思想、文化方面有区别，但总的来说，我们的共同点多，区别不是那么突出。我在思想上是东西结合的一个人，我和你们的合作应该比较容易。

　　知道：从最近几年苏玛集团的发展轨迹看，你们的战略和政府意图总保持高度一致，为什么？

　　马戈梅多夫：是的，我和俄罗斯石油管道公司Transfer关系非常密切，联合粮食公司也是我们（49%）和国家（51%）一起控股的。

　　两年多前，我们投标联合粮食公司，因为它仓储量在俄罗斯是最大的，现在我们对它还有新的战略规划，从回收、生产包括其他谷物，我们中国合作伙伴也会有兴趣。大豆在中国很受欢迎，中国需求量很大，俄罗斯有很多适合种植大豆的土地；我们还有一种把大豆变成其他人造食物的技术，有很多大项目我们希望能和中国一起合作。

　　我跟国家机构没有任何特殊关系。我们集团的战略方向是要把国家战略和我们的战略结合起来。俄罗斯的面积很大，俄罗斯东部有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就是中国，我们应该为合作伙伴考虑。我们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

　　知道：俄罗斯曾经历过一轮私有化过程，目前中国国企也正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马戈梅多夫：我觉得，非常遗憾，可以肯定，1972年苏联可以对经济做更好的改革，我的导师——很可惜他已经去世，他是个杰出的汉学家——我和我的导师当时经常谈论这个问题。1978年苏联没有抓住机会，当时苏联的资金比较充足，完全可以像中国这样温和过度到今天这个新体制。

　　当时苏联有政治局、中国有政协这样的参政议政机构，但是当然这都是由具体的人决定的，我们现在应该多多倾听邓小平的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要百花齐放，走向多元化。

　　当时苏联最大问题，不是苏联解体，而是休克疗法。如果能够温和过渡到新的体制，那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复杂问题。当时苏联整个经济受到打击破坏，最大的打击是企业私有化，按照非常可笑的价钱私有化。如果在现在的中国，国有资产被个人按照很低的价格购买，肯定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不满。

　　任何政府，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政策基于两个原则制定：第一是社会公平，第二是经济效率，第三可以加上，像孔子说的，有一个希望提高自己国家经济效率的领导，按照比较公道的原则去做，就能够起到作用。

　　在2000年，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基本上把面临崩溃的俄罗斯集合在一起了，但我们在政治上和中国有很大区别。我觉得在你们那里的改革更犀利，是对的。比如现在，石油、天然气公司要逐渐要减少国家资产和国家股份，而在很多基础设施项目上国家不一定撤出，必须保留其控股权，但是私人公司可以在交通、港口方面实行自己的想法，这并不矛盾，但是大规模投资必须由国家监控。在俄罗斯，私有化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中国肯定会形成这一机制。

　　我不能改变历史，我们（俄罗斯）面临的情况就是这么错综复杂，但我们总统还是希望恢复对所有大项目的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