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铁路大亨王春成无偿采矿十年 获益达20亿元

　　6月27日，跃进煤矿全体职工入股改制的动员大会召开，时任副旗长杨立宇、旗经贸局局长张世绪与会。据职工们事后回忆，这是第一次动员大会，会议效果不佳。因为职工们认为每股2万元定得过高，认购股份并不踊跃。

　　此后，在第二次动员大会上，与会的班子成员加职工代表有四五十人。张世绪在会上提出，不妨增加股份数量，同时把每股价格缩小，变成一两千元，以提高大家入股的积极性。会上进行了投票，在职工们的印象中，大家散会后交流，有80%以上的职工代表都投票同意。不过，改制之事再无下文，直至春成集团接手跃进煤矿。

　　对于个中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多位参与改制的政府领导向《财经》记者回忆，之所以让春成集团接手，确系两次动员大会后，职工们并无出资参股意愿。另外，企业领导班子不团结，让班子成员合伙接手的设想也落空了。

　　职工们则认为，第二次动员大会上多数职工代表都投票同意，但不知为何该投票结果未被采纳。并且，在旗政府与春成集团展开接触时，仍有职工代表找到相关领导要求搞职工持股，但遭到拒绝。

　　2004年1月，随着跃进煤矿正式破产，职工们离岗。后来煤矿扩采，存在了46年的企业家属区也被拆除，原有职工和家属近千人各自流散并在日后为安置补偿持续上访。

　　作为当年煤矿主管部门领导，张世绪介绍，他制定过一份跃进煤矿遗留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先向跃进煤矿职工征求意见，将问题汇总后起草方案，再将草案拿到旗党政联席会议讨论以后正式实施。其中关于正式职工的补偿，拟定的标准是，基数3000元，外加300元乘以工龄，工作20年的正式职工可以拿到9000元。非正式职工不能拿基数。

　　在张世绪的印象里，当时春成集团分几次共给了数百万元，“特意打到法院清算组的账户上，这样就能优先保障职工。当时有六联单，包括煤矿、经贸局、劳动局、就业局、财政局和公证处六方，补偿款发放与否一定会有签字，经贸局会存档。”

　　矿权谁属

　　至于破产之后的煤矿开发，西乌旗政府（甲方）与春成集团（乙方）于2004年2月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商定，以现有煤矿为中心，周边5公里范围由乙方勘探并开采，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勘探开采手续。乙方在一年内投资5000万元改造现有煤矿，并在日后上马洗煤厂、自备电站、煤化工等后续产业。

　　本着吸引投资的原则，西乌旗政府给予了乙方大量优惠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现有煤矿的开采权归乙方，甲方将采矿证等证件移交给乙方作为“临时开采使用”，并负责办理各种证件的更名事宜。

　　凭借合作开采协议，春成集团停止了跃进煤矿延续46年的井工开采，投入巨资改造为更为高效和安全的露天开采。据旧有的采矿权证，矿区面积近1.8294平方公里，生产规模仅每年30万吨，但依据协议，春成集团将采矿区域扩至5平方公里，生产规模仅接手第一年即达到150万吨。

　　职工们估算，跃进煤矿十年来的产值逾20亿元。

　　合作开采协议中关于采矿权的临时性安排，却成为了日后矿权归属的焦点所在。跃进煤矿原矿长杨显斌，在改制后调任西乌旗国土局矿管股股长。杨显斌回忆几年后他发现，春成集团在改制后仍沿用原跃进煤矿的采矿证，曾催促对方把采矿权变更至自己名下，“但他们拿出与旗政府签的协议，说这事归旗政府办理，不是企业的责任”。

　　在杨显斌调离后，接手的王春成成为跃进煤矿的法定代表人，但由于“办理各种证件的更名事宜”的协议条款一直未实际履行，使得春成集团在缴纳84.32万元资源价款后，一直沿用旧有的采矿权证至今。

　　这导致从权利登记人的角度来说，煤矿的采矿权仍属于至今未注销法人机构--国有跃进煤矿。

　　“当年的旗政府在签协议时，作了一个超越权力范围的承诺，而且事后也没有履行。”一位熟悉改制过程的人士在分析此次矿权纷争的根源时说，“采矿权的变更转让，权力在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厅，旗政府怎么会有权办理？”

　　这位人士也谈到应历史地看待这些程序瑕疵，“那个年代，基层政府对相关法律法规并不熟悉，操作时难免不规范。”

　　发现这一漏洞后，75名职工以这份合作开发协议损害国家、企业和职工利益为由，将春成集团与西乌旗政府及相关部门列为被告，试图借此收回采矿权，并要求春成集团返还采矿收益以及赔偿损失。

　　2014年6月20日，锡盟中级法院裁定，对这一起诉不予受理。理由是，西乌旗政府当年与春成集团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是政府国有部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的行政性调整。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不服裁决的职工则委托代理律师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提起上诉，后者正在研究是否受理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