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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一民营企业家上吊自杀 遗言:只能以死谢罪了

www.sinoca.com 2014-07-08  第一财经日报


  南京鑫信担保集团资金枯竭余波

  一位南京企业家的遗言

  6月30日夜,在绵绵阴雨中的南京六合化工园区,民营企业家、南京市六合区政协委员伍宏上吊自杀了。

  留在他身后的是两个残破的企业和一个残破的家庭,但他已经无力承担。死亡,已经成了他承担这一切责任的唯一方式。

  2013年底,南京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鑫信担保集团资金枯竭,数百家企业受到连累和影响(详见本报今年1月23日报道《一家担保公司的临终遗言》)。伍宏,是鑫信担保众多客户中的一个,为已然轻生的多名企业家再添一人。

  几份遗书诉说着他未了的心事——还债和企业拆迁。

  资金链撑了很久之后,仍然崩断了,因此“我只能以死谢罪了,我活得也太累了。” 伍宏在遗书中说道。

  资金链断裂前的挣扎

  伍宏从事化工行业,拥有两家公司:南京银双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和南京宏诚化工有限公司。

  据南京银双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网站介绍,这是一家“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对(邻)苯二胺生产企业”。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 对苯二胺还出口日本、欧洲等地。

  南京宏诚化工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中间体、化工中间体等生产与销售。

  一位内部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上述两家企业正常时年销售额超1.6亿元,银行贷款余额约4000多万元。

  伍宏自杀之前,给不同的朋友写了五六份遗书。其中一份回顾了企业近5年来的坎坷经历。

  先是被地方政府部门鼓励做大做强,引入合作方,投资上马新产品。继而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政府又出台刺激政策,公司的融资环境非常宽松,“当时鑫信给我的支持是比较大的”。

  但从2012年开始,融资环境骤冷。与此同时,银行也开始切割与民营担保公司的合作关系。

  “主要是受担保公司影响,这时候鑫信严重影响了我。”伍宏在遗书中说。

  于是,伍宏开始从社会上借钱来填贷款。一直支撑到2013年年底,而此时,财务成本的增长早已经吞噬了利润。

  支撑到最后,资金链终于还是断裂了。走投无路后,伍宏最终决定:“走到今天……这么多兄弟支持我信任我,我只有以死谢罪。”

  拆迁,最后一根稻草

  伍宏在遗书中着重谈的是拆迁问题(写到此处字迹开始零乱),拆迁可能会补偿一笔钱,这曾经给他带来过希望。

  他所在的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化工园区,拆迁非常出名,拆迁纠纷也连绵不断。2012年网上流传的霸气对联“拆天拆地拆天地” ,就出自该街道当时分管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的工委副书记王小康之手。

  2013年下半年包括伍宏的两家企业在内,总共有5家企业被列入了新的规划范围,要实施拆迁。开会很多次之后,另外3家已经拆了。可是伍宏的企业在评估之后,忽然又传出消息说先不拆了,缓一缓。

  不久,政府网站忽然挂出一则通知:他的两家企业被列为“三高两低”企业,要求限期停产。

  有贷款关系的银行看到这则通知,立即开始收贷。伍宏顿感窒息,他使出两招,试图谋活路:千方百计去融资以支撑运转,同时寻找合作伙伴。

  伍宏在遗书中表示,经过一番努力,后来终于跟一位科技创业家谈妥,拟合作上高科技项目,对方将注资2000万元参股研发新产品。伍宏恢复了信心,殊料,所在的化工园区却不同意。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当时的说法是,这地块已经有了新的规划,投资上新项目恐怕无法得到批准。而伍宏在遗书中判断,园区不同意的原因或许是拆迁成本会因此抬高。

  拆迁的事又忽然有了新说法,明年,有一条马路将从他们厂区穿过,因此可能会补偿一笔钱。

  他对此抱有希望:“如果我能坚持到明年就好了。可是资金链断了,坚持不到那一天了。”

  伍宏在遗书中分析了他死后拆迁可能的进程。他的主观期望是“我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解决自己,以此促成早日拆迁。这样兄弟们的钱就不会有什么损失。”但他也设想了拆迁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

  遗书的结尾,他对朋友道:“欠你的下辈子还吧,下辈子还做好朋友。永别了,好兄弟!”

  担保之困

  到他厂区灵堂送行的人中,鑫信担保集团董事长付树兵是对伍宏最爱莫能助的一个。他们曾经合作,后来被银行“一刀切”。

  伍宏的了断方式,付树兵已经屡见不鲜。付树兵告诉本报记者,2012年春节以来的日子,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光,几乎隔三岔五就接到所担保的中小型企业负责人跑路失踪的消息。他没有一天能睡个安稳觉。两年来,他的客户中有十几人自杀死亡或未遂,30多人跑路,陷入困境而强撑着的则以百计。

  2012年2月,受京广两地相继爆发的中担、华鼎、创富三家担保公司违规事件影响,绝大多数民营担保机构的业务被商业银行“一刀切”,进而导致全行业业务量开始急剧萎缩。2012年宏观经济不甚景气,担保行业无论是机构数量还是在保余额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在付树兵看来,银行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旦发现风险苗头,第一反应就是抽回贷款,把企业抽死也在所不惜,根本不考虑这个企业是不是可能有救、是否通过努力就能渡过难关,或者实现重组。而自己作为民营担保公司,最希望企业能够救活、正常生长,进而长期合作。但这一思路不合拍的后果,是鑫信担保也被“卷进了绞肉机”。

  银行跟担保公司之间的关系,担保公司居于绝对劣势。但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担保公司也会“绝地反击”。2013年底,鑫信担保公司向银监会提交了一封举报信,直指曾经的合作方稠州银行存在违法行为,却将风险转嫁给自己。

  该举报信列举了5起案例,其中一起为南京洲洋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高跃案。举报信称2011年1月王高跃已经涉入刑事案件,而稠州银行2011年4月仍对其放款500万,且“此客户是稠州银行高层推荐并要求担保公司担保的”。此后,鑫信担保于2012年代偿该款项。

  本报此前曾经报道,真正使付树兵陷入巨大苦闷的,是100多件案子积压在法院,判决或执行不了。在付树兵看来,当地司法系统成了经济债务的堰塞湖。

  “鑫信一倒,600家企业受连累。如果按照平均3家联保来计算,将会波及1800家企业。这背后是多少个家庭?”半年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付树兵曾经这样剖析。

  而距离本报上次的报道已历经半年,那些案件依然在法院积压着。据了解, 鑫信已代偿了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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