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狱中的企业家需要关心 我绝不是中庸的人

　　2008年以来，我一直在说万科发展得太快了，不能强调量。量和质是一对矛盾，强调质的时候不能没有量，但是量越大和质的矛盾就越突出。2010年万科过了千亿，量已经很大，如果还把量放在第一位的话，一定是会出问题的。所以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控制量和发展速度，而在质上下功夫，把住宅产业化、精装修、绿色建筑这些做好。从万科发展的过程看，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1997年，万科成为国内最大的地产公司，并不是万科的规模达到同行的最高水平，而是当时第一大的公司出了问题。10年之后，当时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美国帕尔迪因为金融危机又出了问题，万科就成了全球最大的地产公司。这个逻辑好像是这样的，别人出问题万科成第一，那么下次会不会万科出问题别人成第一了？所以这几年，万科一直在强调发展质量。

　　我一直比较自豪的是，万科的管理很规范，可以算是中国公司治理的标杆。1980年，在广州的一次音乐会上，我认识了刘元生（万科目前最大的自然人股东，持有1.5%的股票）。当时刘元生在香港的生意已经非常成功了，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很多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都是从他那儿学到的，他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980年代到了香港，我买了很多管理学的书，就知道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了。

　　万科的管理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摸索、试错，最后试出来的。中国文化的惯性非常强，在公司里讲血缘、地缘，喜欢用子弟兵、亲戚，还喜欢拉帮结派，这些都是我非常讨厌的。1980年代常常会遇到这些问题，有时候公司里面两个人斗，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非常头疼。后来我在公司制定了一些规则，比如说不用自己的亲戚、重视制度、要透明等等。1999年我辞去公司总经理，想摆脱什么事都亲力亲为的现象，要消除东方式的权威。其实也没有受什么刺激，也很简单，东方的公司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领头的人走了公司就要垮掉，而西方讲制度，对个人依赖没有那么大。和苹果同时期有个王安电脑，本来是很有潜力的，但是王安去世，这个公司就完了，而乔布斯离开苹果，苹果起码没有垮。

　　我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很多东西很失望，认为中国的公司要有出路，必须跟传统文化决裂，拥抱西方的文明。但这些认识到现在又有所改变。我研究民国企业家，发现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很多方面不如他们。比如我到无锡参观梅园，它是民国著名企业家荣德生先生修的，开始以为是他家的花园，后来才知道当时就是为市民修建的。不仅如此，荣老先生还对当时的苏、锡、沪经济带有过规划（跟我们今天的规划非常像），对带动一方经济发展有很强的责任感和担当。请问今天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哪个做到他那个水平了？民国的企业家继承了传统文化中非常好的一些东西，而我们基本上和传统文化是割裂的，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好东西被我们忽略了。

　　万科在管理上一直是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这不意味着就没有东方的东西，但在东西方融合上做得不够好。比如2008年万科降价，同行、消费者、政府都在指责。当时我非常不理解，这是很正常的市场行为，有什么错？降价消费者很生气，涨价的时候怎么不做声？但是现在我理解了，中国的文化就是要同情弱者。同情弱者就一定是糟糕的吗？不一定。西方鼓励强者，个人主义盛行，未必就好。中国的文化能延续几千年，一定有它的道理在里面。日本的企业在东西方文化上的融合是非常好的，万科现在有了这样的认识，它的行为举止和以前也会有不同。

　　2011年我到哈佛做访问学者，很多人认为这是我的第三次角色转变（第一个是企业家，第二个是登山家）。从结果上看，它是的。2010年，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邀请我做客座教授，今年开始在北大EMBA做客座教授。从60岁到70岁，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做老师，但还不是学者。目前已经接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邀请，准备去教书。剑桥也给我发了邀请，我拒绝了，一个是因为语言上还是有障碍，还有就是觉得自己在学术上的训练还不够。

　　我原来计划70岁的时候再登珠峰，到了哈佛之后我就放弃了，因为我感到知识的这座高山比珠峰还要高。原本我的游学计划是3年，在哈佛1年，英国1年，耶路撒冷半年，伊斯坦布尔半年。但是在哈佛现在待了2年半，我觉得其实需要4年，但是你老赖在那里不走是不是准备弄个博士学位？我没想拿。原来剑桥的计划是1年，现在已经延到了两年。照现在看，你说耶路撒冷怎么可能半年呢？怎么也得1年。所以我现在的学习计划已经安排到了2017年。

　　到哈佛之后，我研究企业伦理，研究日本的江户时代，发现我必须研究中国的传统哲学，原来了解很少。那时我已经60岁了，我开始觉得自己很无知。我的求知欲很强，是因为我有自我认同焦虑，那就是我们这些企业家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阶层到底是什么状态？它到底要往哪里去？原来我没有这么焦虑，但是做研究时，越细想越焦虑。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不仅是因为在江户时代的教育普及（江户时代日本的文盲率只有10%，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是90%），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代表西方文化的“兰学”在日本盛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工商阶层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他们是支持明治维新的经济力量。江户时代之前，日本的商人地位比中国的还低，武士可以找理由拿他们试刀，杀死他们不用负责任。在江户时代，已经出现了为商人来确定他们社会地位的哲学家。比如说石田梅岩本身就是商人出身，最后他自己办学自己讲商人哲学，他在理论和哲学层面上，提高商人地位，也就是说商人赚钱就像武士治理好国家、农民种田丰收的道理是一样的，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商不奸，士农工商，最后的才是商。实际上中国到了今天，也只看到吴晓波从中国商业史的角度对商人和商业思想进行梳理和反思，但是真正从理论和哲学层面来谈中国工商阶层的地位的，现在还没有。

　　早期创业时，我从骨子里面是看不起商人的。我在自我身份认同上出现的焦虑，很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工商阶层对身份认同的困惑。企业家自己尚且如此，整个社会对工商阶层的身份、地位和作用就更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会出现很多问题。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经常会陷入被动的局面。在政商关系上，中国的企业家总是弱者。这些问题日本早在100多年前就解决了，我们到现在还在挣扎。

　　这些年我走访了很多狱中的企业家，他们有的是被冤枉的，有的是罪有应得。看到他们，有时候我会想，下一个也许就是自己，会忧虑，毕竟我也是企业家中的一员。看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人道主义，他们即便是犯了罪，也总得有人关心，万一自己某天到了这个地步，也希望有人来关心。

　　但是我对中国的前景、企业家的前景还是乐观的。1991年我在国外待了1年之后回到万科，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发表南方谈话。当时我就打消了很多别的念头，比如出国留学，准备踏踏实实地把万科做好。因为从这件事我看到了中国对改革的宽容度，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所以后来说“国进民退”之类的，我一点也不担心，这些都是改革中常见的现象，是波浪式的向前推进。

　　在哈佛、在剑桥，都有教授对我现在的状态感到吃惊，他们都问过我相同的问题。我是一个还在增长的、全球最大的地产公司董事长，居然可以如此自如地离开公司做研究，他们问，你是怎么管理时间的，是怎么管理公司的？我的这种方式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在西方的文化背景里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并不是很得意，因为这是中国的环境给了我和万科很大的机会。在西方很成熟的商业环境里，竞争非常激烈，边际效益很低；但是中国还在增长中，你稍微管理改善点就有回报，所以并不是万科的管理比西方还好，是中国的高速增长给了我们机会。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在中国大有所为。

　　我很享受在剑桥做研究的生活，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生活可以这么自如。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古老的校园里穿行，远远看见那棵苹果树，感觉和牛顿这样的伟大的灵魂为伍。下午喜欢在咖啡店学习，看着夕阳在水面上慢慢落下，真的太美好了。在哈佛时，经常熬到凌晨三四点，才终于把作业做完了，真可怕，把一个难题做出来就会高兴那么一会儿；到了剑桥就不是苦苦挣扎了，晚上看书、做选的课题，做着做着就听到鸟叫声了，一看表，四点钟了，觉得该休息一下，也能很快睡着，第二天精力充沛。这种感觉好像是自己已经有一脚踏进了自由王国。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医生，当侦探，当战地记者，没想过做企业。现在我的好奇心依旧很重，我自己觉得自己的心态还很年轻，2008年我感到自己还像一个“青涩的苹果”。现在我要感谢这个大时代，如果我早生20年，20多岁刚好赶上反右，我想我不是打击右派就是要被打成右派，我绝对不会是中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