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调侃中国“土豪”企业家:一边低调一边张扬

　　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胡润曾对中国富豪的变化趋势作出如此概括：近五年来，去商学院念书的特别多;近两年来，实业家转行做投资的人数正在增加;而在去年，对中国经济抱有担忧的富豪也越来越多。根据胡润给出的数据，2013年有9%的中国富豪对经济前景感到强烈担忧，是3年来最高水平。

　　我又一次问他对中国企业家的焦虑的看法，他回答：“(对经济的担忧)原因还是满复杂的。很多人怕政策发生变化，同时还有污染、食品安全等因素。这也是近来投资移民热的原因。包括习近平刚刚开始执政，人们对他的希望满高，但他面对的问题也挺复杂，这十年到底能不能把这些问题成功解决，还说不清。”

　　胡润紧跟着补充：“我最早做中国百富榜时，见到的企业家最多最多只谈三年计划。再多，就退出了，把钱套走了。但现在再接触这些企业家，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上去了，达到新贵族阶层，不可能随便就‘逃’掉了，只能留在这个系统里继续做事情。”

　　但不能否认的是，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变化正在发生。2013年，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曾发生一次有关“在商言商”的争论。一方的典型观点是，企业家当下最重要的使命仍是聚焦和专注。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做好商业依旧是商人最大的本分;而反对的声音则呼吁：今天中国企业家的责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赈灾捐款和公益慈善，而是应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中，“身份焦虑”、“宿命”、“十字路口”和“阶层觉醒”类似的词汇，也被不少学者商人频繁提及。

　　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中国的部分企业家“正在努力保持自己的身份与政府的对等，不再自视为政府的依附与寄生物，并能够以更积极和现代的方式参与社会重建”。吴晓波称此为“中国社会十年来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

　　我问胡润，如何看待“企业家是否该为政治发声”的讨论。胡润回答是：“其实很多人在国外都误解了中国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我接触的一位企业家，在浙江平湖承包了一个快破产的工厂。两三年时间，从亏损变得有利润，政府很感谢他，对他支持很多。从国外的角度看，这个企业家获得了不公平的政府支持。但在当地政府来看，这个企业家已经把一个烧钱的亏损工厂变得有利可图，就业税收都上去了。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紧密的，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企业能帮助地方政府增加税收，政府也会扶持他、信任他的。”

　　关于企业家的政治话语权，胡润说：“现在百富榜上16%的成员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这虽不是政府的全职工作，但更像一种身份，像英国的爵位。他们是第一代企业家，被社会和国家认可，政府也希望他们参与国家的发展。”

　　对话中，胡润也不忘提及“百富榜”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说到当下中国政府正在力推的反腐运动，他对我说：“ 每年做榜单，都会有150至200人新上榜。我们对于‘隐形富豪’的定义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块是低调富豪，他们实力很强，但被关注度比较小，因为低调。第二块叫‘吸血鬼富豪’，他们的财富一碰到阳光，马上死掉。这个群体也是存在的，最近这些人特别着急，急着把钱洗到国外去。这种人我们尽量希望他们碰到阳光，早点死掉。”

　　对话接近尾声，我请胡润预测，未来十五年，中国产生富豪的速度还会像今天这么快么?首富位置易主，是否还会如此频繁?

　　“嗯——”他长吁口气，“这不太可能了。但这也是相对来说，比起欧美社会，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还会满快的。”

　　访谈间胡润向我透露：“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计划，大概一两个月以后，要做全球富豪榜。现在在中国发榜单比较多，今年在国际上的动作会多一点。”他的合作伙伴同时告诉我，如今胡润百富榜的团队，已经扩展到100多人，向新媒体平台的转型，也做的有声有色。

　　这些都在提醒着我，胡润的富豪榜本身已不只仅是一个观察研究中国生意人的平台，同时它也是一桩被寄予厚望的生意。

　　后来，胡润的公开演讲挺精彩，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在座的英国听众们也听得很尽兴。他们普遍表示，不仅学会了“土豪”、“新贵”这些时下流行的中文词儿，也对中国的大亨们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这时我开始思量，对我今天有关中国企业家的提问，胡润的回答是否有所保留。毕竟，对于中国企业家们面对的现实问题，他也并非是个能完全能置身事外的局外人。我甚至觉得，这个普通话流利的英国人，言行举止间，总会流露出一些地道的中国商人范儿。(记者 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