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既要对“现行版”运行风险深入分析,又要依据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破解发展难题与困境,形成长效动力机制。
一、风险:我国经济“现行版”已难以为继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典型的“四高四低”特征,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与“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发展积累的矛盾较多,运行风险加大。
经济运行效率较低。首先是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土地利用率不断下降,我国城镇人均建设用地从 2000年的130平方米上升到2012年的142平方米。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上海只相当于纽约的1/29、香港的1/14。农业生产集约化、规模化水平不高,不仅化肥、水资源浪费严重,还造成土壤污染。
其次是经济效益较低。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日本的32%。由于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低端,产品附加值整体偏低。多年来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基本在26%—30%,而发达国家一般为35%左右,美国、德国等超过40%。我国投资效率低下,据测算,我国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资金投入成本比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时期要高40%之多。我国的投资率已接近 50%,有的省份甚至达到80%。这种靠投资支撑的增长已难以为继。
再次是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大量资源无效或错配导致产能过剩严重。在钢铁、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生产能力的闲置。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产能达到35GW,占全球产能的60%;风电设备产能30GW—35GW,其闲置都在40%以上。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经济依然在增长,主要靠的是庞大的储蓄和高投资率在勉强支撑。
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升级。我们一般用一二三次产业的比例、新兴产业占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性,这是一个误区。其实,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取决于产品附加值的高低。农业可以带来高附加值,新兴工业也可能是低附加值。虽然我国经济体量已居世界第二,但产业结构呈矮化态势,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2011年我国已有220种工业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但基本是低端产品。“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这块挂在我国制造业上的标签,至今未能摘除。产业没有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之分,附加值高低是决定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不尽合理。在出口产品中,中低科技含量产品比重较大。以2011年为例,61%的出口是中低附加值产品。这些产品比重过大,国家不仅要承担出口退税,还隐性承担了社保、资源、环境等巨额成本。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口依存度也在提高,特别是科技、资源的进口依存度日渐攀升。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日本、美国的5%以下。比如,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材料、高档数控机床的数控系统、集成电路芯片、汽车制造关键设备,长期依赖进口。资源的进口依存度也在提升。这种“两头在外”的结构加大了我国经济的脆弱性。在理论与政策上,把“开放型经济”等同于“外向型经济”也是一个误区,是导致我国外贸质量较低的重要原因。
区域产业同质化严重。这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上,一些新兴产业也是如此。我国有300个城市发展光伏产业,其中1/3建立了光伏产业基地。主要问题就在于各地产业发展呈排浪式特征,区域间缺少分工合作,致使产业结构效率低下。
市场缺乏创新动力。创新是经济升级的动力,而创新必须依赖市场主体。据统计,我国科技人员3800多万人,研发人员320多万人,均为全球第一。但企业研发人员过少,且缺乏科研投入积极性。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大中型企业建立研发中心的仅为27.6%,其中不少还是部门“指定”而挂牌的。特别是我国商业模式创新更是凤毛麟角。鱼塘中一条鱼死了,这是偶然事件;倘若多数鱼死了,说明是水的问题。同理,企业普遍缺乏创新意愿,说明我国经济环境、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还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
二、根源:创新动力弱,路径依赖严重
我国经济“现行版”面临不可持续的风险,表面看,是因为形成了外延扩张发展路径依赖,而发展路径的依赖,实际上是体制惯性的结果。
长期的速度追赶,使经济调适机制缺乏。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是必然选择。但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要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上来,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多年形成的认识和观念已经渗透到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较高增长率已成为各级政府决策与社会舆论的一个心理关口,大干快上的强烈冲动影响着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实施。经济协调发展的调适机制还有一些空白,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发展的总体协调性和统一市场的公平竞争性,影响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升级。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需进一步协调。市场主要是通过价格的发现形成,推动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与配置。价格若受到干扰而扭曲,就会导致资源错配。如工业用地先拍卖、后返款,实际上是零地价;再如资源开采过程中的大量成本外化,使资源生产价格不完全。资源廉价使用,市场主体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这些都要求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要发生转变,要由过去冲在一线招商引资、扩大投资,转向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制定标准、保护环境、支持创新等。事实上,经过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企业要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自主地选择投资、选择转型升级的路径。
科教体制改革滞后。科技、教育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两张皮”。现行科教体制行政化特征明显。科技机构为何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很难根据市场需求作出自主的调整与决策。教育机构也是如此,招多少学生、设置什么样的专业、开设什么课程等,均由教育主管部门审批。一方面是科技市场发育不全,科技成果的转化缺乏有效载体、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是教育绩效低下,花费大量资源培育出来的人才偏离需求,而企业却招不到符合专业技能要求的人才。实践证明,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造成了教育科技资源的错配与浪费,而且使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缺乏人才的支撑。
产权改革尚需深化,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成熟定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关键。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国有经济布局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其发展活力、带动力、影响力日益提升;非国有成份从无到有,成长壮大。毋庸讳言,构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任务远未完成,效率还有待提高。国企是资源、资金与人才的高地,如果经营困难有支持,那么,其创新能力就很难形成,甚至会躺在国家身上寻求保护与支持。因此,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